一九三二年的初夏，博济医学堂的礼堂内，一场特殊的毕业典礼正在举行。与往年不同的是，台下观礼席中，除了惯例的师长、家属，还坐着许多神情格外专注的年轻女子——那是女子部低年级的学生们。而台上，即将接过毕业证书和医师资格证明的，是博济女子部第五届毕业生，也是陈婉如作为导师完整带出的第一届学生。
她们共二十三人，整齐地站成两排，身着统一的深色学生装，头戴方帽，帽穗垂在肩侧。面容虽仍带着些许青涩，但眼神已然褪去了四年前初入芝兰斋时的懵懂与忐忑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经历过严格训练和临床考验后的沉静与自信。她们中，有人将选择留在上海，进入各西医院或尝试开辟新的天地；也有人，心中怀揣着更为远大的抱负，或将走向更广阔的、充满未知与挑战的远方。
陈婉如作为女子部的导师代表，坐在师长席的第一排。她静静地看着台上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，心中涌动着复杂难言的情绪。欣慰、自豪、期许，还有一丝淡淡的不舍。四年间，她亲眼看着这些女孩如何在“首先是一名医者”的训诫下，咬牙啃下艰深的解剖、生理、病理，如何克服最初面对标本和手术时的恐惧，如何在临床见习中从笨拙到熟练，又如何在她和周小玉、露西等人的带领下，深入理解中西医结合的精髓，参与预防宣教，体会身心同治的重要。
她们不再是需要时时呵护的幼苗，而是已然枝干初成、准备迎接风雨的树木。而树木的生长，注定不会局限于一隅。
典礼结束后的茶话会上，毕业生们围着陈婉如和其他师长，气氛热烈又带着离愁。陈婉如与她们一一交谈，询问着各自的打算。
“陈老师，我决定留在上海，已经通过了红十字会医院的考试，下个月就去报到。”说话的是班长陆文茵，成绩优异，操作精准，颇有当年周小玉的风范。
“好，红十字会医院外科实力强，你去了要多学多问，尤其注意无菌操作规范。”陈婉如点头。
“老师，我和淑华商量好了，我们俩一起回她的老家宁波，在她家舅舅开的那个新式诊所里，设一个专门的‘女科’诊室。”圆脸的何秀兰拉着身边文静的赵淑华，眼中闪着兴奋的光，“那边虽然不如上海，但听说很多妇人看病很不方便，尤其是不好意思找男医生。我们想去试试。”
陈婉如眼睛一亮，握住她们的手：“好！因地制宜，正是我们‘女科’精神所在。记住，初期一定要求稳，明确诊断界限，多与当地西医同行沟通，遇到疑难及时写信回来商量。”
另一边，气质沉稳的沈慧君低声对陈婉如说：“老师，我家里……托了些关系，帮我争取到了去北平协和医学院进一步进修妇产科的名额。可能秋天就要动身。”
协和！那是中国西医教育的顶尖殿堂。陈婉如由衷地为她高兴：“协和纪律严明，学术前沿，是深造的好地方。到了那里，虚心学习，但也别忘了咱们的根底，有机会可以交流一下不同的思路。”
更多学生围上来，七嘴八舌地说着自己的去向：有的进入本市的妇孺医院，有的打算去南京、杭州等地的教会医院，也有的还在几个选择间徘徊。
这时，一个身材娇小、面容坚毅的女生挤到陈婉如面前，她是来自安徽乡下的林秋月。她似乎鼓足了勇气，声音不大却清晰地说：“陈老师，我……我想回家乡去。”
周围稍微安静了一些。林秋月的家乡，是皖南一个颇为闭塞的山区县。
“秋月，回家乡是好事。可有具体的打算？”陈婉如温和地问。
林秋月深吸一口气，眼神坚定：“老师，我们那里，莫说女医生，就是正经的男郎中也没几个。妇女生孩子，靠接生婆；得了病，硬扛，或者求神拜佛。我出来读书这几年，每次回去，看到婶娘姐妹们还是老样子，心里就堵得慌。我……我想回去，自己想办法，开一个小小的、专门给妇人孩子看病的诊所。就用我们学的中西医结合的办法，能看什么看什么，能帮一个是一个。”
她的话，让周围的人都静了下来。回乡，尤其是回到缺医少药的穷乡僻壤，独自开诊所，这其中的艰难，可想而知。不仅要面对医疗资源极度匮乏的困境，更要直面乡间可能更为顽固的保守观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