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影灯的光，此刻拥有了重量和锋刃。
当哈里斯手中那柄手术刀尖，以近乎垂直的角度，轻轻抵在老栓右下腹那片被碘酊染成深棕、酒精擦得发亮、紧张地微微起伏的皮肤上时，整个手术室的时间流速仿佛骤然变缓。空气不再流动，声音沉入水底，只剩下视野中心那一点寒芒，与皮肤即将被突破的临界点。
哈里斯全身的肌肉与神经，都已收敛凝聚于执刀的右手三指。拇指与食指捏住刀柄中段，中指侧抵提供微妙平衡。这不是他第一次执此“柳叶”，甚至不是第一百次。在伦敦圣托马斯医院，在战地救护站，在天津广济，这把形制相同、锋利无匹的工具，曾无数次成为他意志的延伸，划开病患与健康、死亡与生存之间那层薄如蝉翼却坚韧无比的屏障。
但今夜，此刻，这一刀，不同。
他的目光穿透口罩上缘，锁定在刀刃与皮肤的接触点，余光却如同最精密的雷达，扫视着患者整个躯干的姿态，监听着一旁麻醉机与监护仪发出的、任何一丝可能预示危险的声响，更分出了一缕难以言喻的注意力，感知着手术台头侧那个沉静的身影，以及那些刺入患者肢体的、细如发丝的银针所可能带来的、无法用现有理论框定的“变量”。
他手腕稳定，毫无颤动。力量从肩肘贯注，至腕指，再至那不足毫米宽的锋利刃口。没有犹豫，没有试探，只有千锤百炼后形成的、近乎本能的精准与控制。
刀刃压下。
嗤——
一声极轻微、却异常清晰的、仿佛撕裂致密丝绸的声音，在寂静的手术室里响起。声音不大，却让所有人的心脏都跟着漏跳了一拍。这声音意味着皮肤表层被突破，意味着那道横亘在“完整”与“干预”之间的无形界线，被正式跨越。
一条笔直、长度约七八厘米的切口，随着哈里斯手腕平稳的移动，出现在麦氏点的体表投影线上。切口边缘整齐，像用最精细的尺笔画出。暗红色的血液，并非汹涌而出，而是先从切缘的微小血管中缓慢渗出，形成一颗颗细密的血珠，很快连成一条断续的血线。灯光下，血液的颜色显得异常鲜明，带着生命本身最原始、也最脆弱的质感。
哈里斯的目光没有离开切口，但他的全部感官，已经像最敏锐的探测器，全面接收着这一刀划下后，患者身体反馈出的每一点信息。
首先是视觉。
他看到了出血的量。对于一个急性炎症、理论上组织充血水肿的区域，初期的切口出血比他预想的要少。血珠渗出均匀，没有某处小动脉的喷射性出血，这意味着皮下浅层血管的扩张和脆性，似乎没有达到预期中最坏的程度。
其次是触觉。
刀锋划过皮肤的阻力感，是他评估患者状态的重要依据。在严重腹膜炎患者，尤其是像老栓这样全身紧绷、肌肉强直的病例，皮肤和皮下组织往往因为全身性的应激反应而变得异常“紧韧”，下刀时需要施加比平常更大的力度，切割感也更为滞涩。但此刻，刀锋传回他指尖的感觉……虽然依旧能感受到皮肤和皮下筋膜的韧性，但那种预料中的、仿佛切割过度风干皮革般的“板硬”和“抵抗”，明显减弱了。刀刃的行进，比预期中顺畅了至少百分之二十。
这异常顺畅的切割感，让他持刀的右手几不可察地顿了一下——不是失控，而是大脑在瞬间处理异常信息时，引发的本能微调。他立刻控制住了这微小的波动，刀锋依旧稳定地完成了整条切口的划开。
然后是患者的整体反应。
这是最关键的。划开皮肤是强烈的伤害性刺激，即使在全麻状态下，患者的自主神经系统仍可能产生反应，表现为心率突然增快、血压短暂升高、呼吸紊乱，甚至出现无意识的体动或肌肉的骤然紧绷。
哈里斯的目光飞快地扫向监护仪。
绿色的心率光点规律跳动，数字显示：106次/分。仅比他下刀前监测的108次/分，下降了2次。没有预期的飙升。
血压曲线平稳，收缩压维持在94Hg附近，舒张压在63Hg附近。没有出现应激性的血压骤升。
麻醉师几乎同时低声报告：“生命体征平稳，未见显着波动。患者无体动。”
无体动。
哈里斯的目光落回老栓的躯体。患者依旧松弛地躺在手术台上，约束带只是轻轻搭着，并未起到真正的限制作用。胸腹部的呼吸起伏规律，与麻醉气囊同步。躯干和四肢的肌肉，呈现出一种符合麻醉深度的、自然的松弛状态，没有出现他预想中可能发生的、哪怕是无意识的、因剧痛刺激引发的全身性肌肉痉挛或收缩。腹壁切口周围的皮肤和肌肉，除了被刀刃直接分离的部分，其余区域没有出现明显的、防御性的收缩回缩。
这太不寻常了。
哈里斯执刀的手稳稳收回，将沾染了少许血迹的手术刀递给一旁的器械护士。护士立刻递上止血钳和纱布。他开始处理切口边缘的活动性出血点，动作娴熟精准，但内心的波澜远非表面这般平静。
他的脑海里，瞬间调取了过去数百例类似手术的“数据库”。那些因急性阑尾炎、胃穿孔、肠梗阻而接受紧急剖腹手术的患者，尤其是那些像老栓一样已经出现弥漫性腹膜炎、全身中毒症状的危重病例，第一刀划下时的情景——
心率往往瞬间蹿升10-20次，甚至更多。
血压会出现一个明显的应激高峰。
相当比例的患者会出现轻微的、无意识的肢体抽动或腹部肌肉的突然收紧，需要麻醉师立刻加深麻醉或使用肌肉松弛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