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后一条肠线，在无影灯下划过一道微不可察的银弧，随着哈里斯手腕一个精准的内翻打结，被牢牢锁死在腹外斜肌腱膜的切缘深处。他剪断线头，那截多余的缝线轻飘飘地落在护士早已准备好的弯盘里，发出几乎听不见的细微声响。接着，是皮下组织的间断缝合，用的是更细的丝线。最后，皮肤——皮内连续缝合，针尖在真皮层内水平穿行，从切口一端到另一端，只在两端留下两个微小的线结。当哈里斯用持针器完成最后一次推送、拉紧、打结，剪断最后一根线头时，一条长约八厘米、整齐细密如拉链般的缝合口，已然安静地匍匐在老栓右下腹那曾经历剧痛与肿胀的区域。碘酊的棕褐色早已被血迹和冲洗液淡化，此刻在缝合线的约束下，皮肤对合得严丝合缝，只有极轻微的红肿和缝线穿过处细微的针孔，提示着下方刚刚结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。
哈里斯直起身。这个动作他做过无数次，但今夜，当他缓缓将因长时间固定姿势而略显僵直的腰背挺直，目光从那条完美的缝合切口上抬起，扫过整个手术区域时，一种异乎寻常的、混合着极度疲惫与某种难以言喻的释然的沉重感，缓缓弥漫过他的四肢百骸。
手术完成了。
从划下第一刀，到缝上最后一针，历时两小时四十七分钟。对于一个坏疽穿孔、腹腔污染严重的阑尾切除术，这个时间堪称高效。更重要的是，整个过程，患者——那个名叫赵老栓的中国苦力——的生命体征，没有出现一次灾难性的波动。没有大出血需要紧急输血（尽管医院血源本就紧张），没有因牵拉引发心脏骤停，没有因麻醉过深导致呼吸抑制，也没有因刺激过强引起难以控制的肠管痉挛或呕吐误吸。心率始终在100-115之间平稳波动，血压顽强地维持在90/60 Hg以上的最低安全线附近，呼吸平稳，血氧（尽管监测手段粗糙）未见明显恶化。
这在哈里斯的职业生涯中，对于如此危重的病例，几乎是前所未有的平稳。
他摘下已经被汗水和蒸汽微微模糊的护目镜，眼前的手术室景象清晰起来。无影灯依旧炽白，但光芒似乎不再那么具有压迫感。器械台上，沾满血迹和脓液的纱布堆成小山，用过的刀剪钳镊凌乱但有序地排列着，等待着最后的清洗与消毒。空气里，血腥味、脓液的腐败甜腥、石炭酸的刺鼻、乙醚的残余甜腻，以及大量温盐水冲洗后带来的、一种奇特的、类似蒸煮过的湿润气息，混合成一种复杂难言的味道，这是生命与死亡、洁净与污秽、技术与本能激烈交锋后留下的独特痕迹。
他的目光，不由自主地，再次投向手术台头侧，那个从一开始就存在，却始终处于他主要注意力边缘的身影。
沈墨轩依旧站在那里，位置几乎没变。他深灰色的长袍在强光侧影下显得有些黯淡，脸上疲惫之色更浓，甚至比哈里斯更甚，那是一种深入精神的消耗。他一直虚悬在银针附近的手，不知何时已经轻轻垂下。但他并没有去起针，而是静静地注视着麻醉师开始减浅麻醉、准备唤醒患者的操作流程。
似乎是感应到哈里斯的目光，沈墨轩也抬起头，两人视线在空中相遇。
没有语言。但就在这短暂的交汇中，某种东西清晰地传递了过去。
哈里斯那惯常冷峻、审视的灰蓝色眼睛里，此刻除了疲惫，还映出了一丝极其罕见的、近乎困惑的承认。他微微地、几不可察地，朝着沈墨轩的方向，点了一下头。幅度极小，但意图明确。那不是一个上级对下级的赞许，也不是朋友间的致意，而更像是一位严谨的科学家，在面对一个无法用现有理论完美解释、却真实发生了的“现象”时，所给予的、带有保留的、却是郑重的观察性认可。他在说：我看到了，患者确实异常平稳。你的参与，可能与这种平稳有关。
沈墨轩接收到了这个信号。他脸上没有露出笑容，也没有丝毫得意，只是同样极其轻微地颔首回礼。他的眼神里，是一种深沉的疲惫，以及一种如释重负后的平静，还有一丝对床上患者仍未脱离危险的持续忧虑。他在回应：手术成功，是您技艺高超。我能做的有限，但愿没有添乱。
就在这时，一直守在器械台旁、宛如磐石的安德森护士长，也长长地、几乎无声地吐出了一口气。她挺直了因长时间站立而僵硬的背脊，开始有条不紊地指挥护士们清点器械、纱布，整理台面。她紧绷了一夜的脸上，那如同刀刻般的严肃线条，似乎也略微柔和了半分。当她将最后一把血管钳放入待清洗的盘子里时，她的目光也不由自主地扫过沈墨轩，扫过那些依然留在老栓肢体上的银针。她的眼神里，最初的怀疑与排斥并未完全消失，但取而代之的，是一种更为复杂的、混合着职业性的审慎与一丝难以言说的惊奇。她或许依旧不懂那些针的原理，但她无法否认，在她严格监控下的整个手术过程中，这个中国医生和他的针，没有造成任何干扰，而患者的平稳，是实实在在的。
那位年轻的、一直紧张万分的中国助手，此刻几乎虚脱般地靠在了墙边，摘下口罩，露出苍白的脸和额头上密布的汗珠。他看着哈里斯，又看看沈墨轩，眼中充满了劫后余生般的庆幸，以及一种见证了什么非凡事物的激动。几个中国护士也在低声交流，眼神不时飘向沈墨轩，带着好奇与隐约的敬佩。
手术室里那种高度紧张、几乎凝滞的空气，开始悄然流动、松弛。一种共同的、历经艰险后达成阶段性目标的松弛感，像无声的涟漪，在所有参与者之间弥漫开来。尽管他们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，持守不同的医学理念，拥有不同的专业技能和地位，但在过去的近三个小时里，他们共同为一个卑微生命的存续而奋斗。此刻，目标初步达成，那种跨越界限的、短暂的共同体验，让所有人都下意识地流露出类似的表情：疲惫，却松了口气。
“麻醉即将苏醒。”麻醉师报告，开始轻轻拍打老栓的肩膀，呼唤他的名字，“赵老栓，能听到吗？手术做完了，结束了。”
老栓的眼皮剧烈地颤动起来，喉咙里发出含混的呻吟。疼痛似乎在麻醉减浅的瞬间就重新攫住了他，他的眉头紧紧皱起，身体开始不安地扭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