稿件寄出后的日子，像被投入石子的湖面，最初几圈激烈的涟漪过后，水面似乎恢复了往日的平静，只留下中心一点微不可察的、持续扩散的环纹，提醒着那枚石子已然沉入深不可测的湖底，去向不明。
对哈里斯而言，这种“平静”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、令人烦躁的滞重感。他刻意不去计算信件抵达伦敦所需的大致天数，也不去揣测《柳叶刀》编辑部那架庞大而挑剔的学术机器会如何碾轧他那份“离经叛道”的稿件。然而，一种混杂着期待、焦虑、以及某种近乎叛逆的坚定情绪，却如同津门夏末挥之不去的闷热，浸透了他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缝隙。
他恢复了往常的节奏：上午门诊，下午手术或处理行政事务，晚间阅读最新的医学期刊——主要是为了看看有没有来自伦敦的任何风声，尽管他知道这想法多么不切实际。广济医院的门诊室依旧弥漫着消毒水与疾病的气息，候诊的长椅上坐着形形色色的病人，痛苦的呻吟、压抑的咳嗽、孩童的哭闹，构成永不间断的背景音。助手恭敬地递上病历，护士长安德森依旧以最高效且冰冷的方式执行着他的每一个指令。
一切如常。但哈里斯知道，有些东西，在他自己都没完全意识到的时候，已经悄然改变了。那份改变，始于他看待病人、看待疾病的方式，多了一层之前从未有过的、模糊的维度。
第一个无声的转变，发生在一个普通的头疼病人身上。那是一位在洋行工作的中国职员，因长期伏案导致“神经性头痛”反复发作，西医的镇静剂和镇痛药只能短暂缓解，且带来昏沉嗜睡的副作用。病人再次前来，面容憔悴，眼里带着习惯性的痛苦与无奈。
哈里斯照例进行神经系统检查，一切无殊。他正准备开出惯例的溴化物合剂处方，笔尖悬在纸上，却忽然顿住了。他脑海中毫无征兆地闪过沈墨轩诊脉时凝神静气的侧影，以及那些关于“气血”、“经络”、“不通则痛”的玄奥言论。他皱了皱眉，试图驱散这些“不科学”的念头。
然而，一个简单的问题却脱口而出，用他生硬的中文，通过助手翻译：“除了头痛，你觉得身体其他地方怎么样？比如，肩膀和脖子紧不紧？睡眠好不好？容易发脾气吗？”
病人愣了一下，似乎没想到洋大夫会问这些，连忙回答：“是的是的，大夫，肩颈一直很僵硬，像背着石头。睡不好，多梦，心里也总是烦闷，一点小事就上火。”
哈里斯听着翻译，手指无意识地在桌面上敲了敲。沈墨轩可能会说这是“肝气郁结”、“少阳经气不利”？他摒弃这些术语，但病人描述的“僵硬”、“烦闷”、“上火”，似乎勾勒出一种超越单纯头部神经的、涉及肌肉紧张和情绪状态的全身性失调。这与他所知的“紧张性头痛”的生理心理模型，竟有几分隐隐的吻合，只是表达语言不同。
他没有开溴化物。而是开了一些温和的肌肉松弛剂，并破天荒地加了一句建议——由助手翻译：“尝试每天用温热的毛巾敷一下颈部和肩膀，轻轻按摩。工作每隔一小时，起来走动几分钟，看看窗外。或许……可以试试喝一点菊花茶，中国人说它能‘清热’。” 最后一句，他说得有些生涩，更像是一种试探性的复述。
病人带着惊讶和感激离开了。哈里斯不知道自己这个混合了物理治疗、行为建议和本地民俗疗法的“处方”效果如何，但这让他感到一种奇异的……实验般的探索感。他偷偷在病历边缘用铅笔备注：“尝试综合性干预观察，追踪后续。”
类似的情况开始增多。面对一位术后腹胀、肠蠕动恢复缓慢的病人，他在常规的腹部热敷和鼓励活动之外，鬼使神差地让护士在病人足踝上方某个位置（他凭记忆大致对照足三里区域）进行温和的、顺时针方向的按摩。“据说这有助于……肠道功能。”他对护士说，语气尽量平淡，仿佛在引用某本生僻的解剖手册。护士虽感疑惑，但照做了。第二天查房，病人报告排气顺畅了些。哈里斯面无表情地点头，心中却记下了一笔。
他甚至开始更仔细地观察病人的舌苔——这个纯粹的中医诊法。起初只是下意识的一瞥，后来逐渐变成一种习惯。他看到高热病人干裂红绛的舌头，看到消化不良者厚腻的舌苔，看到失血者淡白无华的舌质。他不懂“热盛伤津”、“痰湿困脾”、“气血不足”这些辨证，但他无法否认，这些舌头的外观变化，与他所知的脱水、胃肠道功能紊乱、贫血等病理状态，存在着直观的、肉眼可见的关联。他开始在病历上增加一项简短的“舌象描述”，作为补充观察。
最令他困扰，也最引发他私下思考的，是那些西医诊断明确、但治疗乏善可陈，或副作用难以忍受的慢性病症。例如一位更年期综合征严重的欧洲妇女，潮热、心悸、失眠、情绪波动剧烈，激素疗法她拒绝，镇静剂又让她无法正常生活。哈里斯感到束手无策。他想起沈墨轩曾提过，中医看待此类问题，常从“阴阳失调”、“肝肾阴虚”、“心肾不交”等角度调和，用草药而非强行压制或替代。他当然不会开中药，但这促使他更耐心地倾听病人的整体感受，尝试理解这种生理转折期的“失衡”状态，而不仅仅是器官功能的衰退。他建议她尝试温水浴、规律散步、减少咖啡因摄入，甚至——再次借用了本地智慧——建议她可以咨询一下有经验的中国药师，看看有没有温和的、调理性质的草药茶可以试用（他强调了必须告知自己成分）。
这些尝试都是微小的、隐蔽的、甚至带有自我怀疑色彩的。哈里斯没有向任何人提起，包括沈墨轩。他有时会在深夜独处时，翻看自己那些增添了奇怪备注的病历，感到一种深深的不安与自我批判：自己是不是被那个中国医生和那个特殊病例蛊惑了？是不是在背离科学的严谨道路，滑向经验主义的泥潭？用那些未经严格验证的“理念”来指导治疗，是否违背了希波克拉底誓言？
然而，另一种声音也在他心中响起：医学的目的，是解除病痛。如果现有的、基于“科学”的方法在某些问题上力有不逮，而另一种古老的体系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和可能性，哪怕只是模糊的、基于观察的，作为一名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的临床医生，是否有责任去了解、去谨慎地试探，而不是固守门户之见，断然拒绝？赵老栓病例中那些无法否认的“异常数据”，不正是对这种开放态度的最强有力辩护吗？
这种内心的拉锯战，在等待的煎熬中持续发酵。他变得更加沉默，除了必要的医疗指令，与同事的交流也愈发简短。他大量阅读，不仅看最新的外科文献，也开始搜寻任何关于“针灸”、“中草药”、“身心医学”的零星报道或研究——大多来自法国或德国的一些边缘期刊，内容粗浅，且充满猎奇色彩，但这至少让他知道，并非只有他在关注这个领域。
偶尔，他会路过回春堂所在的街道，远远望一眼那古朴的招牌和进出的人流，但从未进去。他不知道沈墨轩在做什么，是否也在承受压力，是否也在进行着某种调整或探索。他们之间因共同撰写论文而建立起的短暂紧密联系，随着稿件的寄出，似乎又恢复了之前的距离与沉默。但哈里斯能感觉到，一根无形的线已经系上，线的另一端，系着那个中国医生和他所代表的那个深邃莫测的世界。
等待的日子里，时间被拉长，又仿佛被压缩。门诊室的阳光每天从东窗移到西窗，手术室的灯光亮了又灭。海河上的轮船依旧带来远方的消息，又带走本地的物产。哈里斯照常生活、工作，但他的内心世界，却在进行着一场静默的革命。一些陌生的“理念”的种子，已被那篇联合论文的冒险之举悄然播下，在等待评审结果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土壤里，开始不安分地、顽强地试图扎根。他不再轻易否定那些关于“整体”、“平衡”、“气机”的模糊概念，尽管他仍无法理解或接受它们。他开始将病人视为一个更复杂的、身心交织的系统，而不仅仅是一台需要修理或更换零件的机器。
这种改变是缓慢的、不自觉的，甚至带有抵抗的。但它真实地发生着。哈里斯没有变成中医的信徒，他依然是他，那个骄傲、严谨、信奉科学的英国外科医生。但他也不再完全是过去的那个哈里斯了。那篇寄往伦敦的厚重稿件，不仅承载着一个病例，也像一柄微型的凿子，正在他坚固的认知壁垒上，凿开一道细微却持续的裂隙。而等待，让这道裂隙在寂静中，悄然蔓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