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切换到下一组幻灯片：MRI影像对比显示关节炎症的客观消退；实验室数据展示特定T细胞亚群的重新平衡；甚至包括患者生活质量的量化评估。
提问环节开始前，陈教授上台简要介绍了治疗策略的中医理论基础。这位七旬中国学者用流利的英语，将传统中医的“平衡”理念与现代免疫学概念联系起来，既不神秘化也不过度简化。
“我们不是用草药替代科学，而是用科学理解草药，”陈教授最后说，“在东方医学传统中寻找可以验证的智慧，这是我们的尝试。”
然后是提问环节。第一个问题来自前排的知名怀疑论者，剑桥大学的免疫学家詹姆斯·威尔逊教授。
“哈里斯医生，我必须说你们的数据令人印象深刻。但十二名患者，即使结果再好，也仅仅是初步观察。你们计划如何进行随机对照试验？特别是考虑到你们的治疗包含多种成分，如何进行安慰剂对照？”
这是一个尖锐但合理的问题。哈里斯早有准备：“我们已经在设计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方案。关于复杂干预的对照问题，我们考虑采用‘拆解研究’设计，逐步分析各个成分的贡献。目前，天津医科大学和北京协和医院已同意参与下一步研究。”
接下来的问题从各个角度涌来：关于中药提取物的标准化、关于潜在毒性、关于治疗费用、关于作用机制的不确定性...哈里斯、陈教授和李梅分工回答，既不回避难点，也不过度承诺。
四十五分钟的演讲和提问结束时，会场响起了真诚的掌声——不再是礼节性的，而是对扎实工作和坦诚交流的认可。
六
演讲后的午餐会上，哈里斯团队被各国研究者包围。有人索要论文副本，有人询问合作可能，有人直接提出批评。
德国马普研究所的穆勒教授直言不讳：“我喜欢你们的研究思路，但方法学需要加强。如果你们愿意，我们可以协助设计三期临床试验方案。”
日本京都大学的田中教授则对中西医结合部分特别感兴趣：“我们也在研究汉方药的免疫调节作用。或许可以共享一些植物化学分析数据。”
最意外的访客是安东尼·克拉克爵士——英国皇家医学院前院长，也是哈里斯在伦敦医学院读书时的导师之一。这位八十岁的医学泰斗拄着手杖走过来，眼中闪烁着哈里斯熟悉的光芒。
“哈里森，你让我这个老头子感到骄傲，”克拉克爵士拥抱了昔日的学生，“也让我困惑。在中国的小诊所里，你怎么做到我们在大医院没做到的事？”
“运气，坚持，还有开放的心态，”哈里斯回答，“以及一群出色的中国同事。”
“论文我读了三遍，”克拉克爵士认真地说，“你知道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什么吗？不是数据，而是你们对患者长期随访的坚持。在现代医学越来越碎片化的时代，这种连续性关怀本身可能就是治疗的一部分。”
下午的分组讨论中，一场关于论文的专题辩论意外成为峰会焦点。支持者和质疑者各抒己见，辩论激烈但基本保持学术风度。
“我们不应该因为研究来自非常规场所就轻易否定，”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华裔研究员陈莉莉博士发言，“科学史上许多突破都来自边缘。关键是研究质量本身。”
反对者则坚持高标准：“罕见病研究本来就容易产生假阳性结果。越小样本的研究，越需要严格的设计。热情不能替代科学严谨。”
哈里斯作为被讨论的对象，安静地坐在听众席上记录。陈教授低声对他说：“这就是科学共同体。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视角里寻找真理。”
“就像盲人摸象，”李梅医生轻声接道，“每个摸到一部分，争论象是什么。需要有人退后一步，看到整体。”
七
峰会最后一天傍晚，哈里斯独自走在泰晤士河边。伦敦的秋日黄昏来得早，河对岸的灯火渐次亮起。他想起二十年前，作为医学院学生，他常常在这条河边背诵解剖学名词，梦想着未来的医学突破。
手机震动，是天津诊所的来电。刘医生兴奋的声音传来：“医生，您猜怎么着？今天我们又收到三封国际合作邀请，分别来自加拿大、法国和韩国。而且，第一批患者中有一位今天结婚了！她特地来诊所送喜糖，说没有我们的治疗，她不敢想象能穿上婚纱。”
哈里斯握着手机，河风吹在脸上。“替我恭喜她。告诉所有同事，这是我们最好的回报。”
挂断电话后，他继续沿河行走。路过滑铁卢桥时，他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——陈教授独自凭栏远眺，背影在暮色中显得既孤单又坚定。
“教授，您在这里。”
陈教授没有回头：“想起我父亲。1938年，他从伦敦回国前，也站在这里看泰晤士河。那时中国战火连天，他带着两大箱医学书籍回去，想着救人救国。”
“他做到了吗？”
“他救了许多人，但没能救国——那个时代的个人努力太渺小，”陈教授转过身，眼中映照着河面的灯光，“但他教会我一件事：医学的力量不在大小，而在坚持的方向。你今天在会场上的平静，让我看到了他的影子。”
两人并肩站着，看夜幕完全降临伦敦。哈里斯突然问：“教授，如果我们最终被证明是错的呢？如果更大规模的研究否定我们的发现？”
“那我们就接受，修正，继续前进，”陈教授平静地说，“科学不是关于永远正确，而是关于不断接近真理。重要的是我们启发了这场讨论，为患者提供了一段时间的希望，为后来者开辟了一条可能的路径。”
八
返回天津的航班上，哈里斯整理着峰会笔记。李梅医生在旁边分析着收集到的学术反馈。
“至少六家顶级研究中心表示愿意合作验证，”她说，“三家制药公司提出资助下一步研究。但也有十二位专家提出实质性批评，主要集中在样本量和机制不明。”
“把批评意见分类整理，我们需要逐一回应，”哈里斯说，“科学不是辩论赛，不是要‘赢’，而是要理解。”
陈教授从浅睡中醒来，加入讨论：“西方医学强调分析和分解，把疾病拆解成分子机制。东方医学强调整体和平衡。我们的研究试图搭建桥梁，但桥梁需要两边的基石都坚实。”
飞机穿过云层，下方是连绵的西伯利亚荒原。哈里斯想起霍顿博士在峰会期间对他说的话：“《柳叶刀》发表你们的论文，不是因为它是最终答案，而是因为它提出了重要的问题。科学的发展需要这样的问题。”
“回到天津后，我们该做什么？”刘医生问。
“三件事，”哈里斯列出计划，“第一，回应所有学术质询，公开分享更多数据。第二，与卫生部合作，设计多中心临床试验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——继续照顾好我们现有的患者。”
“还有第四件，”陈教授补充，“培养年轻医生。让这种研究精神传递下去。”
飞机开始下降，天津的灯火在地平线上显现。离开不过一周，却感觉离开了很久。这座城市的轮廓在夜色中逐渐清晰，海河像一条银带穿过都市中心。
“回家了啊。”李梅医生轻声说。
哈里斯望着窗外，想起诊所里等待的患者，想起同事们的面孔，想起这座城市十年来的变化。天津不是伦敦，没有泰晤士河的历史厚重，没有波特兰广场的学术殿堂。但它有自己的节奏，自己的故事，自己孕育突破的土壤。
飞机轮胎触地的震动传来。舱门打开时，熟悉的北方秋夜空气涌入。在接机大厅，小张护士和其他几位同事举着简单的欢迎牌，脸上洋溢着笑容。
“欢迎回家！诊所这周又收到了好多患者的感谢信！”
回市区的车上，哈里斯收到了一条短信，来自《柳叶刀》编辑霍顿博士：“演讲很成功。科学争论已经展开，这正是我们期待的。保持联系，期待你们的下一步工作。”
车窗外，天津的夜景流动如河。在这条河的某个拐弯处，一家小诊所的灯光依然亮着，等待着明天的患者，等待着下一个问题，等待着医学漫长道路上又一步微小的前进。
论文已经发表，讨论已经开启。但对哈里斯和他的团队而言，这从来不是关于一篇论文的荣耀，而是关于一种可能性的求证——在东西方医学的交汇处，在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中，为那些被罕见疾病困扰的生命，寻找新的希望之光。
而这束光，刚刚开始它的旅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