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周，哈里斯带来了一个解决方案：表格。他设计了一个双栏表格，左边是“西医标准流程”，右边是“中医协同要点”，中间是“协同依据（案例/研究）”。
比如“术前准备”部分：
左栏：1.完善检查（血常规、凝血功能、心电图等）；2. 禁食禁水；3. 术前用药...
右栏：1.中医辨证（舌诊、脉诊、问诊）；2. 根据辨证予术前调理（中药/针灸/饮食指导）；3. 情志调适（解释病情、缓解焦虑）...
中栏：案例3例显示，术前针灸调理可减少术中血压波动；文献报道，情志调适可降低术后疼痛评分...
这个格式让编写工作有了突破口。但新问题又来了：如何确定“协同要点”的具体内容？应该详细到何种程度？
在讨论“术后镇痛”部分时，争议达到了高潮。西医部分很简单：根据疼痛评分给予阶梯镇痛药物。但中医部分呢？
陈婉如主张详细列出不同证型的选穴方案：“瘀血疼痛取血海、三阴交；气滞疼痛取太冲、合谷；虚证疼痛取足三里、关元...”
周文斌反对：“太复杂了！外科医生哪有时间记这么多穴位？应该简化，就列三到五个最常用、最安全的穴位。”
“但简化就失去了中医辨证论治的精髓！”陈婉如坚持。
“可如果太过复杂，根本没人会用！”周文斌反驳。
沈墨轩和哈里斯不得不再次介入调停。最终达成的妥协是：在正文中列出“基础穴位”（适用于大多数情况），在附录中提供“辨证加减穴位指南”。既保证了可用性，又保留了中医特色。
这样的妥协贯穿了整个编写过程。每一条规范，都是中西医思维方式碰撞、协商、融合的结果。编写组的成员常常工作到深夜，学术厅的灯光总是最后熄灭。有人开玩笑说，这本《规范》不是用墨水写的，是用茶水、争论和偶尔的灵光一现熬出来的。
最大的挑战出现在编写进行到第二个月时。一天下午，研究会来了一位不速之客——天津西医外科学会的副会长，刘秉琦医生。他是天津着名的外科专家，留学德国归来，以手术精准、作风严谨着称。
刘医生不请自来，径直走进学术厅，当时编写组正在讨论“伤口愈合”部分的中医协同方案。他静静听了十分钟，然后开口：“诸位，恕我直言，你们这是在把外科手术复杂化。”
所有人都转过头。刘医生五十多岁，穿着笔挺的西装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手中拿着一根文明杖。“外科手术的核心是什么？是精确、是效率、是可预期。你们加入这些中医内容——”他指了指黑板上的穴位图和中药方，“只会增加不确定性。针灸的效果因人而异，中药的成分复杂难控。把这些引入外科，是对患者的不负责任。”
学术厅里一片安静。炉火噼啪声格外清晰。
沈墨轩缓缓站起，向刘医生拱手：“刘医生光临，有失远迎。您提出的质疑，正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。请坐，喝杯茶，我们慢慢谈。”
茶沏上了，气氛稍缓。刘医生没有坐，但语气缓和了些：“沈教授，我敬重您的学问。但外科手术不是儿戏。一个切口多深，缝合几针，用什么线，都有严格标准。你们加入这些‘协同’，标准在哪里？如何保证不同医生做出来效果一致？”
哈里斯接过话：“刘医生，您说得对，标准化是外科的基石。但标准化不意味着拒绝改进。我们编纂这本《规范》，正是想探索如何在不降低外科标准的前提下，融入中医的整体调理理念，让患者受益更多。”
他走到黑板前，画了一个手术时间轴：“以胆囊切除术为例。传统流程：术前检查-手术-术后康复。我们发现，如果在术前增加中医调理，患者的焦虑程度降低，术中生命体征更平稳；如果在术后增加针灸镇痛，阿片类药物用量减少，肠功能恢复更快；如果配合中药和饮食调理，伤口愈合时间缩短。这些都有我们的病例数据支持。”
刘医生皱眉看着黑板：“数据？多少例？有对照组吗？统计显着吗？”
“目前积累了一百二十七例，其中八十三例有完整数据，”陈婉如递上一份统计表，“虽然不是严格的随机对照试验——这在临床上很难实现——但趋势是明确的。我们正在设计更严谨的研究。”
刘医生翻看着数据，沉默良久。最后他说：“我可以看看你们的初稿吗？”
那天下午，刘医生在研究会待了三个小时。他仔细阅读了已经完成的部分章节，提出了许多尖锐但专业的问题。编写组成员一一回答，有些能回答，有些承认“还在探索”，有些记下来作为修改方向。
临走时，刘医生的态度有了微妙变化：“我仍然持保留态度。但如果你们真能把中医协同的内容标准化、可操作化，那或许...值得一试。”他顿了顿，“书出版后，送我一本。如果有可能，我愿意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，做一些验证。”
这次意外的来访，反而推动了编写工作。刘医生提出的问题，正是许多西医外科医生会有的疑问。编写组意识到，《规范》不仅要指导“怎么做”，还要解释“为什么这么做”，提供“这么做的依据是什么”。
后续的章节中，增加了更多“理论依据”和“案例支撑”部分。每一个中医协同要点，都尽量附上研究会的实际案例、文献报道或初步研究数据。虽然这些证据远非完美，但至少提供了思考的基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