丹戎国的风波，对于远在汴京的太子赵淳来说，只是每日需要处理的众多军国大事中的一件。他更关心的，是那场“汴京十日”罢工所暴露出的深层次问题。
《汴京劳资协约》的签订，虽然暂时平息了事态，但赵淳心里很清楚，这只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。协约只对汴京的三家纺织厂有效，大宋的其他地方，其他行业的工坊里，类似的矛盾依然存在，甚至更加尖锐。
如果不从根本上建立一套规矩，今天平息了纺织工人的罢工，明天可能就会有煤矿工人，后天可能就是钢铁工人。大宋的工业化进程，随时可能被这些此起彼伏的内部矛盾所打断。
“必须立法。”
在东宫的书房里，赵淳对王安石说出了自己的想法。他的语气，带着一种超越年龄的坚定。
王安石看着眼前的少年太子，心中感慨万千。他知道，太子在经历了监国理政的磨砺后，已经不再是一个只懂得书本知识的皇子了，他开始真正地思考如何治理这个日益复杂的国家。
“殿下的想法，与老臣不谋而合。”王安石点头赞同，“祖宗之法，已不足以应对今日之变。工业时代，有工业时代的新问题，自然也需要有新的法规来约束。只是……此事恐怕会阻力重重。”
王安石的担忧不无道理。
在传统的士大夫看来，工人、商贾，都属于“贱业”。朝廷的律法，管的是刑名、钱粮、礼制，何曾去管过工坊里那点鸡毛蒜皮的“雇佣”小事？为这些“下等人”立法，简直是乱了纲常，动摇了国本。
更重要的是，这会触动一个无比庞大且正在迅速崛起的利益集团——那些新兴的工坊主和豪商。他们中的许多人，与朝中官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“阻力再大，也要做。”赵淳说道，“父皇和苏云老师都教导我，为君者，当为天下人立规矩，求长治久安。如果只看到眼前的利益，而忽视了根本的矛盾，那这繁华盛世，不过是沙上之塔，风一吹就倒了。”
他站起身，对着王安石深深一揖：“此事，还请王相助我。”
王安石连忙扶起他，眼中满是欣慰和决然：“殿下有此心，乃社稷之福。老臣便是拼了这把老骨头，也要助殿下成就此事！”
于是，在太子的亲自推动和王安石的支持下，一个特殊的草案小组，在翰林院一个不起眼的偏殿里，秘密成立了。
小组成员的构成，颇为奇特。有精通《宋刑统》的律法官员，有几位思想开明的年轻学者，甚至还有那个在罢工中展露头脚的落第秀才陈亮，他被太子破格召入，作为“民间顾问”，提供来自底层的真实情况。
他们要做的，是起草一部前无古人的法典——《大宋工坊劳工条例》。
起草的过程，充满了激烈的争论和思想的碰撞。
“‘雇佣契约’？这是何物？”一位老翰林看着草案上的新名词，眉头紧锁，“雇主与雇工之间，乃主从关系，何来‘契约’一说？这岂不是将主仆与买卖混为一谈？”
陈亮立刻反驳道：“大人此言差矣。工人出卖的，是自己的劳力，而非自身。他们与东家之间，是平等的交易关系，自然应当有契约来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。否则，东家随意克扣工钱，延长工时，工人便无处说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