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那这工时、工资，又该如何定？”另一个官员问道，“各行各业，情况千差万别。江南的丝织厂和西北的煤矿，能用一个标准吗？若是一刀切，恐怕会天下大乱。”
这个问题，也让赵淳陷入了沉思。
就在他们争论不休之际，一封来自流求的信，送到了赵淳的手中。是苏云写来的。他显然已经通过自己的渠道，得知了太子准备立法的事情。
信中，苏云对太子的想法表示了高度的赞赏和原则上的支持。
“……殿下能洞察工业化之下的社会新疾，并试图以立法之钥解之，此乃明君之兆，臣心甚慰。”
但紧接着，苏云也提出了他务实的建议。
“……然，立法需兼顾发展与公平，不可一蹴而就。步子迈得太大，容易扯着蛋。臣以为，立法当循序渐进，因地制宜。可先立一总纲，明确劳工之基本权益，如人身安全、最低报酬等。再授权地方，根据不同地区、不同行业的实际情况，制定相应的施行细则。”
“譬如，对矿山、冶炼等高危行业，安全标准必须从严。而对季节性强的农产品加工业，工时规定则可适当放宽。总之，律法不能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缰绳，而应成为规范其健康发展的河道。”
苏云的这封信，如同一盏明灯，为争论不休的草案小组指明了方向。
赵淳恍然大悟。是啊，不能搞一刀切。要抓大放小，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。
于是，草案的思路变得清晰起来。
最终，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修改和辩论，一份《大宋工坊劳工条例（草案）》的初稿，终于完成了。
这份史称《昭明劳工草案》的文件，首次在大宋的法律体系中，明确了“雇佣契约”的概念；详细规定了每日及每月的最高工时；设立了最低工资的指导原则；并对工伤、女工、童工（严禁十岁以下儿童做工）的保护，做出了明确的条款。
最引人注目的是，草案还赋予了“工友代表会”在薪酬、工时、安全等问题上，与资方进行协商的有限权力。
当这份草案被正式提交到朝堂上进行讨论时，立刻引发了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。
“荒唐！简直是荒唐至极！”御史中丞张柬之第一个站出来，痛心疾首地说道，“此法案，名为保护劳工，实为纵容贱业，挑动争端！长此以往，工人骄横，商贾畏缩，国之工商，必将凋敝！此乃动摇国本之举啊！”
“张大人言重了。”王安石立刻反驳，“正是因为无法可依，才导致劳资争端不断。此法案，正是为了给双方立下一个规矩，让大家在规矩内行事，从而减少纷争，保障工商之长远发展。这才是稳固国本之策！”
朝堂上，支持和反对的声音，吵成了一锅粥。反对者斥责太子和王安石“乱了祖宗之法，动摇尊卑之序”，而支持者则认为这是“顺应时变，为万世开太平”的善政。
赵淳坐在珠帘后，静静地听着。他知道，这场辩论，将无比漫长。但这第一步，他已经坚定地迈了出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