万历四十四年三月末，一封标注“六百里加急”的奏报，冲破辽东的寒雾，一路疾驰至京师。驿马踏入顺天府地界时，马蹄上的霜泥早已凝成冰碴，驿卒勒马嘶鸣的声响，打破了紫禁城的沉寂。
这份来自辽东巡抚李维翰的急报，字字如惊雷：“抚顺关失守，游击李永芳献城降金，东州、马根丹二堡尽陷，后金兵锋直逼清河，辽东危在旦夕！”
奏报先送内阁，再转司礼监，最终递入乾清宫。此时的万历皇帝朱翊钧已近三十年未曾临朝，常年深居内廷，沉湎于酒色与敛财，朝堂政务多由内阁与司礼监代掌。当秉笔太监王体乾捧着奏报，跪在御榻前轻声禀报时，朱翊钧正眯着眼把玩一枚新得的玉扳指，闻言猛地坐起，脸色瞬间沉如铁色。
“李永芳……降了？”万历皇帝的声音带着难以置信的沙哑，他一把夺过奏报，粗糙的纸张被捏得发皱。当看到“献城降金”四字时，他猛地将奏报掷在地上，怒斥道：
“竖子误国！朕养兵千日，竟养出如此卖国贼！李维翰何在？为何不早奏报？为何不派兵救援？”
王体乾连忙俯身拾起奏报，低声道：“陛下息怒，李维翰奏称，后金兵分两路，又有蒙古骑兵牵制，援军不得进，抚顺关是被里应外合攻破的。他已自请革职，愿戴罪立功，收复抚顺。”
“戴罪立功？”万历皇帝冷笑一声，胸口剧烈起伏，“抚顺已失，辽东门户洞开，他拿什么立功？传朕旨意，将李维翰革职拿问，押解京师听候发落！李永芳诛灭九族，家产抄没，悬挂其画像于边关，以儆效尤！”
旨意刚下，内阁首辅叶向高已带着次辅方从哲、兵部尚书张鹤鸣等人，在乾清宫外跪请召见。万历皇帝虽不愿临朝，却也知晓抚顺失守非同小可，若处置不当，恐引发连锁反应，只得披衣起身，在文华殿召见群臣。
文华殿内，烛火通明，却透着一股压抑的死寂。大臣们身着朝服，分列两侧，低头不语，唯有叶向高手持象牙笏板，率先出列奏道：
“陛下，抚顺失守，是辽东百年未有之大变。大金努尔哈赤建国称汗，已有与大明分庭抗礼之势，若不速速调兵遣将，加固防线，恐清河、沈阳、辽阳皆难保全。臣恳请陛下，即刻任命辽东经略，统筹辽东战事，增派援军，拨付粮饷，以解燃眉之急。”
叶向高话音刚落，兵部尚书张鹤鸣便出列附和：“首辅所言极是！如今辽东守军疲弱，卫所兵不堪一战，需从宣大、陕西、浙江调遣精锐边军与浙兵，共赴辽东。臣已拟好调兵方案，需增兵三万，粮饷百万两，方可支撑战事。”
他话音未落，户部尚书李汝华便急忙出列，面露难色：“张尚书此言差矣！如今国库空虚，内帑虽有积蓄，却多用于陛下陵寝修建与宫闱用度。去年各地灾荒，蠲免赋税无数，户部仅存银三十万两，如何能拿出百万两粮饷？若要增兵，需加征赋税，可百姓早已不堪重负，恐引发民变啊！”
李汝华的话瞬间点燃了朝堂的争论。东林党人、左都御史邹元标立刻发难：“李尚书此言，莫非是要坐视辽东沦陷？李永芳投降，正是因粮饷匮乏，士兵饥寒交迫！若朝廷再吝惜粮饷，恐更多边将效仿，届时大明江山危矣！”
浙党领袖、礼部尚书方从哲却反驳道：“邹大人休要危言耸听！加征赋税并非不可，但需谨慎行事。如今朝堂党争不断，若处置不当，反被奸人利用。臣以为，当务之急是先查明抚顺失守的真相，是否有官员通敌叛国，再议增兵筹饷之事。”
方从哲的话明显是在影射东林党人可能与辽东官员有勾结，邹元标顿时怒不可遏：“方次辅此言，纯属无稽之谈！党争之祸，皆因尔等浙党挑起，如今国难当头，不思报国，反而借机攻击异己，良心何在？”
一时间，文华殿内吵作一团。东林党与浙党、齐楚党互相指责，主战派与主和派争论不休，有人高喊着“誓死抗金”，有人担忧着“国库空虚”，有人借机弹劾政敌，有人推诿责任，却无一人能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。万历皇帝坐在龙椅上，听着群臣的争吵，脸色愈发阴沉，心中的怒火与厌烦交织在一起。
他猛地一拍龙案，怒喝道：“够了！吵来吵去，能吵回抚顺吗？能杀退努尔哈赤吗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