万历四十五年深秋，苏州城的织机声里第一次掺了铁锈味。
漕运码头的官船刚靠岸，带着朱批的告示便被张贴在玄妙观前的照壁上：“山东矿场荒废，矿税缺额三百万两，着江南苏、松、常、杭四府分摊，限年内缴清。”落款处“万历御笔”四字鲜红，刺得围观百姓倒吸冷气。
“这是把山东的窟窿，往咱们江南人身上填啊！”一名穿蓝布短衫的织工攥紧了手中的梭子，他身后的织户们纷纷附和。苏州织业发达，早已是朝廷赋税重地，如今再添矿税，每亩地需多缴银一钱五分，相当于普通织户三个月的收入。
人群中，沈阿媛将手中的药包攥得发皱。她的父亲本是苏州织染局的机户，去年因税监陈增的亲信强征“孝敬银”，被逼得变卖织机，忧愤成疾卧病在床。如今新税一来，家里连买药的钱都凑不齐了。她抬头望向照壁前耀武扬威的税吏，眼中燃起一簇火苗——那是与青州李铁山同样的绝望与愤怒。
税监孙隆是王安的干儿子，接手江南矿税后，立刻将搜刮手段用到了极致。他不仅按田亩加征，还对织机、盐井、商铺额外课税，甚至纵容手下差役闯入民宅，翻箱倒柜抢夺财物。短短一个月，苏州城内就有十余户机户上吊自尽，盐商罢市，织工停工，往日繁华的观前街变得萧条冷清。
十一月初九，孙隆的差役在阊门一带催收税款时，竟将一名交不起税的老织工活活打死。消息传开，沈阿媛再也按捺不住，她带着父亲留下的织刀，冲到街头振臂高呼：“税吏杀人，官府不管，咱们只能自己活命！”
这句话如同火星落在干柴上。数千织工、盐工、商贩纷纷响应，他们手持织刀、扁担、盐叉，浩浩荡荡涌向税监衙门。孙隆吓得从后门逃跑，起义民众一把火烧了税署，将藏匿的税银分发给穷苦百姓，随后又攻占了苏州府衙，逼知府废除矿税。沈阿媛被众人推举为领袖，她效仿李铁山，打出“罢黜矿税，还我生路”的旗号，队伍迅速扩充到三万余人。
江南动乱的奏报传到京城时，朱翊钧正在把玩新得的夜明珠。他瞥了一眼奏折，不耐烦地对王安说：“又是一群刁民，让应天巡抚周起元派兵镇压，再让孙隆加倍追缴，敢闹事就杀无赦！”
王安躬身应道，心中却打着小算盘。他暗中授意孙隆，趁机大肆敛财，将一半税款纳入私囊，另一半上缴内帑。周起元本是东林党人，不愿残杀百姓，却迫于皇命，只得调集地方团练前往苏州。可团练士兵多是本地农户，不愿与同乡为敌，作战时消极怠工，屡屡被起义军击溃。
苏州起义的消息如同瘟疫般蔓延，松江、常州、杭州等地相继爆发民变，江南半壁江山陷入动荡。官府的镇压如同泼油救火，越是围剿，加入起义军的百姓越多。沈阿媛率领起义军攻占了多个县城，开仓放粮，废除苛税，一时间，江南百姓竟将她视为“救星”。
消息传到京城
内阁首辅方从哲忧心忡忡地说：“陛下，如今辽东未平，江南又遭民变，朝廷两面受敌，军饷、兵力都捉襟见肘。依臣之见，应先安抚江南百姓，罢黜矿税，集中兵力应对辽东战事。”
“罢黜矿税？”朱翊钧瞪大眼睛，“朕的内帑还需用度，矿税绝不能罢！”他转头看向兵部侍郎周永春，“立刻调宣大、陕西、浙江等地边军驰援辽东，任命杨镐为辽东经略，统筹战事！下旨调熊廷弼回军剿灭各路叛贼。至于军饷嘛，让户部再向江南加征二百万两‘辽饷’！”
旨意传下，朝野哗然。江南百姓本就因矿税不堪重负，如今又要加征辽饷，更是怨声载道。沈阿媛得知消息后，在苏州城楼上向起义军将士喊话：“朝廷不顾百姓死活，既要矿税，又要辽饷，我们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趁机北上，推翻暴政！”
可就在起义军准备北上之际，内部却出现了分裂。部分将领认为，江南与辽东相距遥远，北上途中必然会遭遇官军的围追堵截，风险太大；而沈阿媛坚持认为，只有推翻明朝统治，才能彻底摆脱苛税压迫。双方争执不下，起义军的士气受到严重影响。
八月，应天巡抚周起元在王安的逼迫下，调集了三万官军，对苏州起义军发动总攻。沈阿媛率领起义军顽强抵抗，可起义军缺乏统一的指挥和有效的后勤保障，又因内部分裂，战斗力大不如前。在官军的猛烈进攻下，起义军节节败退，苏州城危在旦夕。
十一月，苏州城破。沈阿媛在巷战中力竭被俘，周起元为了讨好王安，将她押往京城处死。临刑前，沈阿媛望着江南的方向，高呼：“矿税不除，辽饷不止，大明必亡！”她的呐喊，与十一个月前李铁山的声音遥相呼应，回荡在紫禁城的上空。
江南民变被镇压后，明朝终于得以集中兵力应对辽东战事。可此时，辽东的明军早已因长期缺饷、士气低落，战斗力大打折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