泥土的气息是诚实的，带着初春的凉意和万物复苏的腥甜。
林晚星的动作并不快，但每一铲下去，都精准而有力，仿佛她不是在翻一块荒地，而是在进行一场精密的清创手术。
她将那片金银花的幼苗，一株株小心翼翼地植入松软的土壤中，指尖沾染的不是血，而是生命的另一种形态。
这是一种久违的、全然掌控的宁静。
春日渐暖，嫩绿的藤蔓很快就攀上了低矮的篱笆。
某个阳光和煦的午后，林晚星正蹲在院中，修剪着疯长的枝叶，邻家那个虎头虎脑的男孩扒着栅栏，好奇地探过头来。
“阿姨，阿姨，你种的这是什么草呀？”
林晚星抬起头，阳光穿过叶片的缝隙，在她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，让她那张本就清丽的脸庞更添了几分不真切的柔和。
她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微笑着指了指男孩怀里抱着的、封皮都快磨烂了的《少年百科画报》。
“你自己查查看，查到了，再跑来告诉我它的名字。”
男孩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真的抱着画报跑回家，一头扎进了书本里。
林晚星重新蹲下身，指尖轻轻抚过一片心形的嫩叶，那细腻的绒毛触感让她心底一片柔软。
她用只有自己能听见的声音低语：“真正的名字，从来不是别人给的，而是自己找到的。”
当晚，她翻开那本空白了许久的日记，在扉页上写下了一行娟秀的小字。
“第七十八日，晴。无人识我，甚慰。”
与此同时，一份加急报告被呈送到了军区后勤部黄干事的办公桌上。
报告的标题是《关于“起点计划”全面去标识化运行的阶段性评估》。
黄干事一目十行地翻阅着，当看到某一页的数据分析时，他握着笔的手指骤然收紧，指节因用力而泛白。
报告指出，在过去三个月，全国基层医疗单位通过“光笔系统”上报的、具备推广价值的有效创新案例共计一千三百余件。
而其中一项针对案例作者的背景追踪调查，得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结论——高达百分之九十二的案例贡献者，在被问及灵感来源时，都表示从未听说过“林晚星”这个名字。
然而，当分析他们解决问题的核心逻辑时，却无一例外地，与林晚星早年在怒江村手写《素纸录》时提出的“三问原则”高度契合——
“病人真正需要什么？”
“我现有的条件能做什么？”
“下一次如何才能改得更好？”
黄干事死死地盯着报告的最后一页，那里是评估小组给出的最终结论，一行冰冷的打印字，却带着滚烫的温度，灼得他眼眶发酸。
“结论：她‘死’了，但方法活着。”
军医大学，大礼堂。
程永年教授站在讲台上，宣布了一个让所有人哗然的决定：创办十年、被誉为军医系统最高荣誉的“光笔奖”，将从本届起，永久停办。
面对台下无数错愕和不解的目光，程永年只是平静地摘下眼镜，用绒布缓缓擦拭着。
“当天空洒满星辰，”他的声音清晰地传遍礼堂的每一个角落，“我们就不再需要一盏聚光灯，去告诉大家光明在哪里。从今天起，你们每一个人，都是光。”
掌声雷动。
没人知道，就在宣布停办的第二天，程永年以个人名义，悄悄设立了一项匿名资助基金。
资助对象只有一类人：那些在电子病历系统已经普及的当下，依旧固执地坚持手写诊疗记录、拒绝标准模板的年轻医生。
基金发放的第一笔款项，给了一位来自新疆边远地区医院的维吾尔族女医生。
她的申请材料很特别，没有长篇大论的自我陈述，只有一叠用彩笔亲手绘制的儿童疫苗接种流程图。
图画稚拙，却将复杂的流程分解得一目了然，旁边用两种文字标注着注意事项。
在申请理由一栏，她只写了一句话：“我想让那些不识字的老人和孩子，也能看得懂。”
京郊，一处静谧的军人疗养院。
曾主审“最后一案”的老孙法官，在病榻上走到了生命的尽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