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冰冷、光滑的触感顺着林晚星的指尖，如同一道微弱的电流，瞬间窜遍四肢百骸。
不是石子，更不是无意掉落的工具。
她的心跳猛地漏了一拍，动作却愈发轻柔。
她将罐口倾斜，小心翼翼地把晒干的金银花倒在一旁的簸箕里，直到罐底彻底露了出来。
那里没有凶器，也没有什么惊世骇俗的宝物，只有一张被折叠得方方正正、边缘已经有些毛糙的纸片，静静地躺在粗陶的罐底。
那是一页从旧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，上面是用铅笔写的字，歪歪扭扭，力道深浅不一，显然出自一个还在学写字的孩子之手。
“林阿姨，我们是三个学生。山那边的刘阿婆咳血三天了，家里人不敢动。我们记着您晒药的样子，偷偷去采了侧柏叶，在破瓦上焙干，磨成粉冲水给她喝。今天早上，阿婆说胸口松快多了，能吃下一碗米汤了。”
没有华丽的辞藻，没有感激涕零的表达，只有最朴素的陈述。
然而这几行字，却比任何赞誉都来得滚烫，烙在林晚星的心上。
落款是三个稚嫩的签名，挤在一起，几乎看不清姓名，只留下一团模糊的铅笔印，仿佛一个庄重的誓约。
林晚星的目光，不由自主地投向了院外那条蜿蜒的山路尽头——那正是通往废弃村卫生站的方向。
那几个在风雨夜里烘烤草药、大声诵读她笔记的孩子，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模仿者。
他们用最笨拙的方式，实践了最勇敢的信任。
她没有去寻找那“三个学生”，甚至没有向任何人提起。
她只是将这张薄薄的纸片再次折好，走到屋里，拉开书桌最下层的抽屉，取出那本她亲手抄录的《常用药材炮制笔记》。
她翻到扉页，将这张意义非凡的“病历”小心翼翼地夹了进去，与那些关于药性的精妙论述并列。
而后，她拿起钢笔，在扉页的空白处，沉静地添上了一行清隽的小字：
“传承不在名，而在信。”
她没开口，可风，早已替她传了话。
同一时间，千里之外的滇西边境，黄干事正顶着烈日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泥泞的临时便道上。
前方道路因暴雨引发塌方，车辆无法通行。
他此行是为督导数月前那场脑膜炎疫情的复盘工作，却被困在了这半山腰。
不远处，几名穿着白大褂的村医正手忙脚乱地用砍来的竹子和防水油布，搭建一个简易的临时诊棚。
一个被落石砸伤脚踝的村民躺在担架上，痛苦地呻吟着。
黄干事二话不说，卷起袖子就上前帮忙拉紧油布。
“同志，这边角要压实，不然风一吹就散架了！”一名年轻村医满头大汗地喊道。
就在他俯身去捡压帐篷的石头时，眼角的余光无意中瞥见了那名年轻村医放在一旁的笔记本。
那是一本普通的硬壳本，封面已经被磨得发白，但扉页上，用黑色水笔写着三行异常醒目的大字：
“突发应急三步走：”
“一，稳现场，控制伤情蔓延。”
“二，记症状，不放过任何细节。”
“三，留退路，随时准备转移。”
黄干事的瞳孔骤然一缩。
这几句简单粗暴的口诀，他太熟悉了！
这正是多年前，林晚星在一次内部培训会上，随口总结后写在黑板角落里的东西。
它从未被收录进任何正式的培训手册，只流传于第一批跟着她下基层的骨干之间。
他压下心头的震动，不动声色地拿起一块石头递过去，状似随意地问道：“小同志，你这本子上的口诀，总结得很好啊，是哪个教材里的？”
年轻医生咧嘴一笑，露出一口白牙，脸上带着一丝自豪：“教材里哪有这个！这是我们县卫生院的老院长，从州里带回来的学习资料影印本上看到的。没署名，不知道是哪位大专家写的，但我们私底下都叫它‘写字的人’教的规矩。”
写字的人。
黄干事心里默念着这四个字，一股热流直冲眼眶。
她的名字消失了，她的身份模糊了，可她的思想，却以这样一种近乎于“传说”的方式，扎根在了这片最需要它的土地上。
京城，军医大学校长办公室。
学术委员会主席程永年教授，正有些疲惫地揉着太阳穴。
桌上，一份关于引进国外最新电子病历系统的报告，已经被他压了半个多月。
就在这时，秘书敲门进来，递上一个没有任何寄件人信息的牛皮纸文件袋。
“程主席，这又是匿名投稿。”
程永年习以为常地拆开，里面掉出来的，却不是论文，而是一本手工装订的小册子。
封面是硬纸板，用毛笔写着四个大字：《听诊器之外》。
他好奇地翻开。
里面没有高深的理论，没有复杂的数据，只有十二个来自天南海北的真实故事。
每一篇，都由一名基层的无名医生记录。
“……那个反复咳嗽了半年的老农，其实是不舍得做CT的钱，他每次都说‘老毛病’，直到我发现他偷偷把儿女给的钱缝在衣角里……”
“……那个坚决拒绝输液的阿姨，不是不信我，而是二十年前她女儿就因为一次输液过敏没抢救回来。她怕的不是针头，是回忆……”
一篇篇质朴的文字，记录的全是病历单上永远不会出现的“废话”，却是连接医患信任的唯一桥梁。
而每一篇故事的末尾，都用同样的笔迹，写着同一行小字：
“如实记，就是救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