顾宪成也不着恼，反而两手一摊，自嘲道：“我今年秋闱本就是逊陪末座，侥幸得中，岂敢与吕兄、道甫兄相比？
此番入京，但求熟悉一番考场氛围，积累经验。待三年之后，再追随二位兄长的步伐，奋力一搏。”
李坤闻言，当即苦笑告饶：“道甫贤弟莫要取笑我了。
愚兄年近不惑，已是‘四十老明经’，科场蹉跎，只求一第，哪里还敢与二位少年俊杰争锋？”
说罢连连摆手。
三人相视，不约而同地露出会心笑意。
一番玩笑，让彼此间的生疏感消散不少，气氛也活络起来。
李三才又抛出一个所有举子都极为关切的话题：“二位兄台可知，上月礼科给事中朱南雍曾上奏，陈请厘定今科会试事宜大要？”
此言一出，李坤与顾宪成立刻收敛了笑容，神色郑重地看向李三才。
李坤尤其认真——他之所以“半推半就”地跟着来吃这顿饭，很大程度上就是想听听这类关乎考试形式的“内部消息”。
李三才也不卖关子，直言道：“隆庆年间，礼部高仪高尚书因士子文章多浮华靡丽，奏请先帝，定下会试答题以六百字上下为准。
然近两科施行下来，士子们又过于追求简短，以至于文章钩章棘句，刻意求工，反而失了真意，流于机巧。”
“因此，礼科朱南雍便上奏陛下，请求废除字数限制。”
李坤与顾宪成对视一眼，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凝重。
这绝非小事！
一篇限定六百字的文章，与一篇不限字数的文章，在结构布局、论证方式、修辞技巧上全然不同。
若依旧按照六百字的范式准备，无异于南辕北辙，功亏一篑。
这也正是为何众多举子要提前数月抵京备考的重要原因之一——若待在原籍等待正式谕旨下达，消息滞后，准备时间便所剩无几了。
李坤急忙追问：“此事……准了吗？”
李三才闻言，脸上露出钦佩之色：“这正是南宇公（高仪）令人敬重之处，真乃端凝长者，胸怀坦荡。
自己当初提议定下的规矩，如今有人提出异议欲推翻，
他非但没有横加阻拦，反而在廷议之时，当着陛下的面自承先前思虑欠周。
如今已然议定，改以一千五百字为上限。”
顾宪成听闻，眼中顿时闪过喜色。
字数放宽，意味着能有更充裕的空间铺陈论点，施展才华，
尤其对于他这种兼采众长、不专擅钩棘简奥文风的学子而言，无疑是重大利好。
“除此以外，” 李三才补充道，语气带着一丝推崇，
“陛下更是金口玉言，定下基调：文章当以文理通畅为主，契合时弊为上，言之有物为佳。”
李坤眉头一挑，下意识地深吸了一口气。
顾宪成反应更大，竟是猛地一拍手掌，脱口赞了一声：“好！”
这声叫好来得突然，将李坤和李三才都吓了一跳。
顾宪成连忙告罪，随即脸上露出一种找到知音般的兴奋，甚至带着几分恨铁不成钢的意味说道：
“阳明后学末流那种空疏放诞、游谈无根之风，早该大力涤荡廓清了！”
李坤闻言，面露疑惑。
他记得路上交谈时，顾宪成曾言及师从张淇，修的亦是心学一脉，怎地此刻却对心学流弊喊打喊杀起来？
一旁的李三才好心地解释了一句：“叔时兄二十岁之前确从张公问学，但二十岁后，已转投薛应旗薛公门下，执弟子礼。”
李坤顿时恍然。
这就说得通了。
薛应旗乃当世名儒，学问渊博，德高望重，在江浙一带士林声望极隆，
甚至有资格入祀杭州先贤祠，与白居易、苏轼等先贤并列。
他虽出身南中王门，属心学系统，但约在十余年前，
其学术思想发生显着转变，日益倾向于程朱理学，强调躬行实践，反对空谈性命。
如今已是一位旗帜鲜明地倡导实学、批判虚浮学风的儒学大家。
顾宪成既师从于他，思想自然深受影响。
然而顾宪成却摇了摇头，正色道：“此事与学派门户之见无甚关系。
宪成只是见不惯眼下这世风日下、人心不古的现状罢了！”
他语气渐沉，带着一种深沉的忧患意识：“自大礼议后，我朝士大夫的气节便日渐萎靡不振。
观其上，世庙（嘉靖皇帝）晚年贪婪倦政，穆庙（隆庆皇帝）亦多疏于朝纲，
乃至当今张江陵，虽有力行新政之志，却难免有权势熏灼、凌迫君上之嫌。
宪成自幼至今，眼见家中往来的官宦士子，神情愈发沉闷压抑，心态愈发消极低落。”
“严嵩、高拱、张居正，相继柄政，攀附首辅、结党营私之风，一朝甚于一朝，整个官场弥漫着一股令人窒息的腐朽之气！”
“观其下，” 他话锋转向士林风气，
“即便阳明先生那般圣人，其学说亦难逃被后人各取所需、肆意阐发的命运，逐渐演变为某些人放荡不羁、不修边幅的借口。
自嘉靖以降，一股鼓吹奢靡享乐、追求所谓‘率性自然’、实则逾越礼法纲常的歪风邪气，正在不断侵蚀着道德人伦的堤坝！”
他的声音带着痛心疾首，仿佛回到了数年前与友人议论时的激愤：“如今天下滔滔，上下一切以耳目从事，士习陵迟，礼义廉耻顿然欲尽！
当年我每与友人言及于此，常相对扼腕叹息，乃至怆然泣下！”
言及此，他目光炯炯，斩钉截铁道：“值此之时，若再无人挺身而出，扞卫圣人之道，昌明正学，天理何在！？”
因此，他方才称赞皇帝定下的科考标准，与他个人是师从心学还是理学并无关联。
他赞许的是朝廷意在扶扬正学，匡正世风的举措！
在他看来，这还远远不够。
待他日金榜题名，步入仕途，定要全力以赴，澄清吏治，美化风俗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