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四科当即跪倒在地，叩首请罪：“陛下垂询，臣不敢隐瞒。
臣……臣实是嘉靖二十年八月生人，今年实岁三十有三。至于官年……官年记载，为三十岁。”
朱翊钧点了点头，又摇了摇头，语气复杂地重复道：“实年……官年……难怪，难怪卿在《登科录》上记载的是二十七岁，与你的出身文字也对不上。”
一众庶吉士看着刘四科如同逃过一劫、连滚带爬退出大殿的狼狈背影，
恨不得自己也立刻跟出去，逃离这个骤然变得危险的是非之地。
坏事了！天大的坏事！
有些官场潜规则，就像一层薄薄的窗户纸，大家心照不宣，你好我好大家好。
可一旦被捅破，就是滔天大祸！
本来只是说熊敦朴的事，说破天也就是吏部考核不公。
可小皇帝不知是天真懵懂还是故意为之，怎么刨根问底，问起别的要命的事了？！
殿内气氛顿时变得诡谲难测，暗流汹涌。
朱翊钧长长叹了口气，目光重新落回申时行身上：“申卿，如此看来，这‘官年’虚报之事，在我大明朝的进士之中，怕是已成常例了吧？”
刚才刘四科害怕影响太坏，说话还半遮半掩。
所谓的“实年”、“官年”，就是指真实年龄和上报的虚假年龄。
隆庆五年选拔庶吉士时，诏书明令：“照隆庆二年事例选庶吉士，限年四十以下”。
而隆庆二年的诏书，又是“照嘉靖四十四年旧例，选四十以下”。
也就是说，庶吉士的选拔，明文规定只要四十岁以下的进士。
可庶吉士是通往内阁的捷径，谁不眼红？
被年龄限制住了，谁能甘心？
上有政策，下必有对策。
皇帝既然用年龄设限，
于是，就出现了六十九岁的宋儒，在报考时摇身一变成为“三十五岁青年”的旷世奇观！
宋儒年纪太大，先帝穆宗后期懒政，很少亲自主持殿试，自然没机会见到他。
那主考官张居正、杨博呢？
教习庶吉士的高仪、吕调阳呢？
还有执掌翰林院的申时行、负责科举事务的礼部侍郎诸大绶呢？
乃至这些与宋儒同科的庶吉士们，难道看不见同学里混进了一个快七十岁的老翁？
但偏偏，上上下下都选择了沉默，选择了姑息！
原因无他，宋儒之事绝非个例，这“官年”陋习，恐怕遍及历科进士，牵涉者众！
面对皇帝这直指核心的质问，申时行嘴唇哆嗦着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
到了这个时候，他已经彻底明白，自己刚才纯粹是白挨了一顿骂。
皇帝连排名二百六十九的刘四科的出身文字都提前看过了，眼下这局面，根本就在皇帝的预料和掌控之中！
他还能怎么办？
老老实实接着挨骂吧。
想到这里，申时行心中哀叹，将头埋得更低，涩声道：“臣……有罪。”
不否认，便是默认。
朱翊钧对申时行这识趣的态度还算满意，这说明刚才那顿敲打没白费。
他不再紧逼，只是又骂了一句：“难怪他们伏阙弹劾你！吏部自身不正，如何能服众？！”
骂完，他转头看向那一众神色各异的庶吉士，脸上瞬间阴转晴，换上了一副激赏不已的表情：
“疾风知劲草，板荡识诚臣！”
“翰林院以年幼欺瞒于朕，吏部以懵懂糊弄于朕，上下串通，遮掩实情！”
“反倒是诸卿！” 他声音提高，充满“感慨”，
“尔等尚未深涉官场，尚存一片赤子之心！
今日步步引导，使朕得见宋儒真容，遂能揭破这‘官年伪岁’之积弊！”
“古有忠臣直言讽谏，今有贤士曲言婉谏！诸卿之智之忠，丝毫不下古之诤臣！”
“朕心，甚慰啊！”
一众庶吉士起初还没完全反应过来，越听越觉得不对劲，后背开始冒出冷汗。
赵用贤与吴中行对视一眼，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惊骇之色。
赵用贤似乎承受不住皇帝这“厚重”的夸奖，慌忙出列跪倒，连连推辞：“陛下！
此事全赖刘四科仗义执言，更赖陛下英明洞察！臣等……臣等实不敢居功！”
开什么玩笑！
别人不知道这“官年”之弊普遍到什么程度，他们这些身在其中的进士能不知道吗？！
隆庆五年这一科，与他赵用贤有交情的三十多人里，就有十几个虚报了年龄。
隆庆二年那科，他认识的二十多人里，虚报者竟有十八个！
这还只是他认识的，那些不认识的，只怕更多！
大家都虚报，就你实诚？
那不好意思，你的进士排名就得靠后！
早有先例：“既成进士，刻《登科录》，当以生齿闻，而君具实数。或谓减不过三岁，而可以预馆选。
即毋选，而更五岁，以当给事、御史选，毋害也。
君曰：甫仕而遽欺吾君，可乎？于是君之齿在百人后。”
比如有个叫沈孚的，殿试前好友劝他少报几岁，既能参选庶吉士，就算选不上，过几年也能参选给事中、御史。
沈孚不听，高风亮节表示不能欺骗君父，结果排名直接掉到百名开外。
当初于慎行喜欢写文章，进士宴后写了句“士大夫履历，例减年岁，甚或减至十余年，即同人宴会，亦无以真年告人者，可谓薄俗。”
结果第二天，同科进士们不约而同上门“劝诫”——写文章要讲原则，懂方法，不该写的别乱写。
可见此事是何等的心照不宣，何等的普遍！
牵涉如此之广，波及几乎整个进士群体，而且都是日后要同朝为官、低头不见抬头见的“同年”，
这个“揭破官年伪岁”的“功劳”，他赵用贤敢接吗？
接了就等着被整个文官集团孤立吧！
不仅赵用贤，吴中行、赵参鲁、刘克正等一众庶吉士也纷纷出列，跪倒在地，争先恐后地推脱：
“此事全赖陛下明察秋毫，臣等万万不敢窃据此功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