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天佑接过信封，指尖能感受到里面纸幣的厚度，转身就要走。
“李师傅，等等。” 女人忽然开口叫住他，像是閒聊般问道，“你们运输队现在是不是挺忙的我听家里人说，到处都在运救灾物资，又是煤又是粮食的。”
“是，挺忙的。” 李天佑敷衍著回答，脚步没停。
“这鬼天气，老百姓的日子怕是不好过吧” 女人的语气里带著一种居高临下的同情，仿佛在谈论一件与自己无关的趣事，“我听说有些偏远地方都断粮了，还有人饿得起了浮肿。不过也没办法，天灾人祸的，谁也躲不过。”
李天佑攥紧了拳头，指甲深深嵌进掌心，没说话。
女人却自顾自地说下去，语气里带著几分理所当然：
“好在再怎么困难，也不会缺了咱们这些人的。我公公说了，国家再难，也得保证干部队伍的稳定。咱们这些人，都是跟著党出生入死过来的，吃了多少苦，受了多少罪，现在和平了，享受一点特殊待遇，也是应该的。”
她顿了顿，像是想起了什么有趣的事，轻笑一声：“就是有些群眾不理解，背地里说什么『特权』。他们哪知道，咱们当年吃的苦，他们一辈子都没见识过。现在让咱们过点好日子，怎么了难道还让咱们跟著他们一起啃窝头、喝稀粥”
李天佑只觉得一股血气往头上涌，耳边嗡嗡作响。他想起了山西那个村庄里，脸色浮肿、抱著婴儿跪在路边求粮的女人；
想起了那个狼吞虎咽吃著半个窝头、连碎屑都舔乾净的小男孩；想起了为了运送抗旱设备，累得中暑晕倒在驾驶室里的老赵；想起了食堂里那些自己都吃不饱，却把窝头分给小刘的工人们。
“您说得对。” 他听见自己的声音，平静得像是一潭死水，可藏在袖子里的手，却在不受控制地发抖，“您们確实吃过苦，该享受。”
女人满意地点点头，眼神里带著一丝讚许：“就是嘛。所以啊，那些泥腿子吃不饱、穿不暖，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，很正常。国家这么大，困难时期，总得有人多担待点。咱们这些人，已经担待了半辈子，也该歇歇了。”
泥腿子。
这三个字，像一把淬了冰的刀子，狠狠扎在李天佑心上，疼得他几乎喘不过气。
他想起了自己的父母，在山东老家的田地里操劳了一辈子，面朝黄土背朝天，也是別人口中的 “泥腿子”；想起了徐慧真，为了一家人的生计，天不亮就去排队买煤，精打细算每一口粮食；想起了秦淮如，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孩子，还不忘研究食补，想让孩子们多一点营养；想起了杨婶，一把年纪还跟著开荒种地，挖野菜补贴家用；想起了院子里那些邻居，那些在寒风中排队买煤、在困境中互相帮衬的普通人，他们，都是这个女人口中的 “泥腿子”。
而眼前这个女人，住著深宅大院，享受著特供物资，吃著火腿饺子，却说著 “泥腿子吃不饱很正常”。
她的父亲，或者公公，也许真的是为国家立过功的功臣，可功臣的女儿，就有资格这样轻贱老百姓吗就有资格把別人的苦难当成理所当然吗
“我该走了。” 李天佑的声音有些乾涩，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。
“慢走，不送了。” 女人挥了挥手，转身就进了屋，仿佛刚才的閒聊只是打发时间的消遣。
李天佑走出那座深宅大院，红漆大门在他身后缓缓关上，像是隔绝了两个世界。胡同里依旧安静，青灰色的墙、青灰色的瓦、青灰色的天空，一切都笼罩在一种压抑的灰色中，让人喘不过气。
他骑上自行车，在寒风中慢慢地走。北风卷著雪沫子，刮在脸上生疼，可这点疼，远远比不上心里的寒冷。那是一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凉，带著失望，带著愤怒，还有一丝无力。
回到运输队时，老赵正在院子里检查车辆，看见他回来，连忙迎上来：“天佑，怎么才回来脸色这么差，是不是路上出什么事了”
“没事。” 李天佑摇摇头，声音有些沙哑，“就是有点累了。”
他走到自己的卡车旁，拉开车门坐了进去，久久没有动弹。手里还捏著那个信封，里面的五块钱被他攥得发烫。
这五块钱，相当於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生活费，足够山西那个浮肿的女人买十斤玉米面，让她的孩子多活几天，让她不用再跪在路边求人。
可对那个深宅大院里的女人来说，这只是隨手给出的小费，是打发 “下等人” 的酬劳。
李天佑把信封塞进贴身的衣兜。钱，他要，这是他冒著严寒、辛苦奔波的劳动所得，他问心无愧。
但有些东西，他永远不会要，那种高高在上的眼神，那种理所当然的傲慢，还有那句像刀子一样的 “泥腿子”。
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运输队到了下班时间，工人们推著自行车，三三两两地离开，嘴里聊著家常，討论著晚上吃什么。
老赵走过来，敲了敲驾驶室的车窗：“走吧，天佑，回家了。再难的日子，也得过下去，家里人还等著呢。”
是啊，再难也得过。
李天佑推开车门，深吸了一口冰冷的空气，压下心里的翻江倒海。他推起自行车，匯入下班的人流。
街道两旁，路灯陆续亮起，昏黄的光晕在寒雾中散开，给漆黑的夜带来一丝微弱的光亮。行人都缩著脖子，裹紧了棉袄，匆匆赶路。
街角有个老汉在卖烤红薯，香甜的气息飘得很远，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，可真正停下脚步买的人不多，太贵了，一块烤红薯的钱，够买两斤粗粮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