崇祯十六年六月中旬。
时令早已进了盛夏，可一纸《十杀令》，却如寒刃出鞘，顺着千里漕河，悄无声息地杀向了南北七省。
任风遥以钦命提督山东军务之身，未待内阁票拟、未咨六部公卿，仅凭天子密授的便宜行事旨意，便在大运河岸竖旗立法，颁下了远超《大明律》常格的军法。
军令一出，天下震动。
大明三百年，什么时候武臣都可以擅定生杀令了？
放着本职工作还没做完，居然开始干预漕运河工了？擅权干政，这是要谋反吗？！
可方眼当今天下，法度崩弛，贪渎满堂，百姓流亡，战乱饥荒，未经律法的杀伐难道还少了？！
漕运积弊蛀穿国脉，这道铁血军令所指，尽是末世里的怪诞与荒唐。
北直隶顺天、保定、天津、通州，拱卫京师，亦是漕运终点。当然，四境官吏也是最先接到了《十杀令》抄件。
通州仓场侍郎捧着文书，指尖抖得几乎握不住纸页，天津巡抚与兵备道诸人更是当夜密会，灯烛彻夜不熄。
通州是漕粮入仓之地，天津是白河入卫的咽喉，两处官员浸淫漕务数十年，早已与漕帮把头、仓场胥吏、卫所世家缠成一团，浮收、夹带、克扣、滞漕分润，桩桩件件都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。任风遥在山东挥刀，刀锋所指，正是他们的钱袋与性命。
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，一众官员登时将其视作了生死大敌。
而消息传入南直隶，天下财赋重地瞬间分成了两截。
南直隶为大明财赋根本，七成漕粮出自苏松常镇（苏州府、松江府、常州府、镇江府）。
苏松常镇的粮道与府县官接到文书，没有惊慌，倒是暗暗多了一层惊骇。
原因简单的很。江南是漕粮本源，可历年粮出江南，中途被吞，罪责却归江南。漕官勒索、漕丁扰民、船期延误，最后追责的永远是起运之地。
任风遥真要以自己的“军法”肃清河务，清剿梗阻，正是替他们免去无妄之灾。他们高兴还来不及。
惊骇的是，此子好大的气魄，居然敢以一己之力挑战整个官场！
除了圣恩天隆，从未听过他还有什么背景和靠山。难道，他是要玩“匹夫一怒”了吗？！
淮安、扬州、庐凤巡抚，看到《十杀令》则是暴跳如雷、恨之入骨——这哪里还是十杀？这分明是要杀光的节奏！
淮安城内坐落着漕运总督署，漕运总督署为天下漕运的心脏，是明末最贪、最固、盘连内外的利益核心，上结内阁、户部、厂卫、宦官，下连沿线胥吏、漕标、把头，漕运之利，是百官分润的根本。
任风遥以山东提督军务钦差，无漕务专敕、越衙治漕、私定杀令，直接侵夺漕督权责、打破了百年潜规则，同时等于断了江北官场根本财源。
杀渎职、杀克扣、杀私放闸口、杀勾结私贩、杀阻滞漕运，一字一句，都是索命符。
漕督当夜便写好密奏，直指其激变漕军、贻误京储、紊乱祖制，快马送入京师，抄送内阁、户部、都察院，必欲除之而后快。
暗地里则开始布局：密使四出，授意漕帮把头、河工把头、闸官汛卒，在微山湖、韩庄闸等故意浅涩淤阻、水手怠工、粮船缓行，一心要把漕运搅乱，把任风遥逼成朝廷的罪人。
河南归德府仅傍运河支流，大半疆土已陷各类流寇之手，地方官只求孤城自保，对《十杀令》不过例行抄送公文，一言不发。
浙江杭嘉湖的官员更是心无旁骛，只盯着漕粮起运，唯恐延误受责，其余一概漠不关心。
有趣的是商人。江南士绅与盐商，徽商晋商等等，早怕了朝堂党争，实在看不透这位任大人是什么派别。所以，大多观望，少数人暗送秋波，却无一人敢公开露面，生怕得罪漕督与淮扬一系，断了日后商路。
《十杀令》消息传入北京，工部与户部也立刻分裂成了两派。
工部掌河工、闸坝、钱粮，是河工银最大的受益者，十两用在河道不足一两。任风遥绕过工部、动用山东藩库、严查侵吞，等于断了工部命脉。尚书侍郎与都水清吏司上下已拟定联名反对，停拨山东河工银，以国库空虚相挟，一心要让任风遥无米下锅，不战自败。
户部则陷入极致的分裂与煎熬。京仓存粮不足三月，李自成在襄阳称王，虎视北伐，清军大敌在侧，哪怕有了议和也不得不防。漕运已是京师最后一条生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