京师，百家馆正心堂。
巨大的厅堂内，气氛庄重而热烈。
高悬的“兼收并蓄，经世致用”匾额下，一场关于“工商之道”的诸子辩论会正进行到白热化。
台下座无虚席，挤满了百家馆的学者、太学生、工坊主代表以及各部观礼的官员。
台上，三位代表正唇枪舌剑。
法家代表，一位面容冷峻的中年博士，声音斩钉截铁：“工商之兴，犹如野马！若无辔头，必致祸乱！盐铁酒茶，关乎国计民生，必须官营专卖，严控流通！工坊主唯利是图，必以次充好、盘剥工匠、哄抬物价！商人重利轻义，必囤积居奇、扰乱市价、勾结外夷！故，朝廷当设‘市易司’，统管大宗货值，核定物价，严查奸商！工坊须领‘匠籍’，按朝廷定额生产，不得擅自扩产转产！此乃‘重农抑商’之本，强国安民之基！”
他的话语引来台下部分守旧官员和儒生的频频点头。
“荒谬！”
墨家代表，一位衣着朴素、目光炯炯的年轻学者立刻反驳，他激动地挥舞着手臂，“此乃因噎废食！工商若野马，我墨家器械省力几何？增产几何？若无工坊主投资，新器何以推广？若无商人转运，北地焉得南货？‘市易司’统管？效率低下，滋生腐败！定额生产？更是扼杀创新！朝廷当鼓励发明，保护匠籍专利！降低商税，简化关卡，使货畅其流！唯有利之所在，民自趋之，百工竞巧，百货充盈，国力方盛！此乃‘兴工商以富国’！”
他的主张赢得了格物院学者和不少工坊主的喝彩。
儒家代表，一位须发花白、气质儒雅的老先生（孟谦，虚构）则试图调和，他捋着胡须，慢条斯理：“二位所言，皆失之偏颇。圣人云：‘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’。工商非不可为，然须以‘义’导之，以‘信’束之。工坊主当怀仁心，厚待工匠，不制劣品。商人当守诚信，公平交易，不取暴利。朝廷宜倡行‘儒商’之道，立‘行会’以自律，施教化以正心。重义轻利，则工商虽盛，亦不害仁政。”
这番义利之辨得到不少中庸派官员和儒生的认同，但也有人觉得过于空泛。
三方各执一词，引经据典，争论不休。
台下听众也分成几派，议论纷纷。
工坊主们对法家的严控深恶痛绝，对墨家的自由充满向往，又觉得儒家的“义”有些虚无缥缈。
官员们则更关注如何平衡税收、管控与稳定。
辩论的详细记录和各方核心观点摘要，被迅速整理好，连同黑冰台记录的现场舆情倾向，一并呈送养心殿。
吴宸轩仔细翻阅着记录，尤其在法家严控论、墨家自由论和儒家义导论的关键处停留良久。
方光琛侍立一旁，静候裁决。
“光琛，”吴宸轩放下记录，忽然问道，“若依墨家之言，尽撤管制，会如何？”
方光琛略一思索：“回陛下，短时或可见百业勃兴，货如轮转。然利字当头，必有巨商垄断，囤积居奇。必有奸坊主以劣充好，罔顾人命。亦必有豪商巨贾，富可敌国，尾大不掉，甚或……交通外邦，动摇国本。恐非长久之策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