崇祯十一年正月底的陕北高原，寒风依然凛冽，但河套大捷的消息却像一股暖流，在黄土沟壑间悄然传播。从绥德到延安，从榆林到庆阳，无论官道旁的茶肆，还是深山村落的窑洞，人们都在谈论着同一件事：
“听说了吗？河套李总督把马守应打垮了！”
“十四万贼兵啊，听说死伤俘虏了八万！”
“河套军伤亡才几千人……这仗怎么打的？”
在府衙后院，知府王廷弼放下手中的邸报，长长吐出一口气。他是陕西本地人，进士出身，在这苦寒之地为官，深知流寇之害。马守应部肆虐陕北时，他夜不能寐，生怕贼军攻破府城。如今这颗悬着的心，终于可以稍稍放下了。
“老爷，绥德王知县求见。”管家轻声禀报。
“请。”
王知县四十出头，是王廷弼的门生。他进来后，先是恭敬行礼，然后压低声音：“恩师，学生刚从榆林回来。河套那边……气象大不相同了。”
“哦？说说。”
“学生借口巡视边防，去河套五府走了一遭。”
王知县眼中闪着光，“归化城里，市集繁华，商铺林立，南货北货应有尽有。城外屯田区，虽是寒冬，却能看到百姓在修水渠、整农具，人人脸上有活气。最难得的是——粮仓！学生亲眼看到，河套府的常平仓，粮囤如山，少说也有数百万石！”
王廷弼动容：“百万石？陕西一省一年的税粮也不过三百万石……”
“不止粮食。”王知县继续道，“河套军火器工坊，日夜开工。学生远远看了一眼，那烟囱冒的烟就没断过。还有冶铁厂、被服厂……”
王廷弼沉默良久，起身走到窗前。窗外是延安城破旧的街景，几个衣衫褴褛的百姓在寒风中缩着脖子行走。
他喃喃道，“李健此人，我早年有耳闻。底层出身，没想到竟成就这番事业。”
“恩师，如今陕西官场，私下都在议论。”
王知县声音更低了，“都说孙传庭孙军门虽能打仗，但粮饷不济，剿匪力不从心。而河套那边，兵精粮足，又肯收容流民……不少同僚都动了心思，想跟河套搭上关系。”
王廷弼转身，盯着门生：“你也动了心思？”
王知县不避不让：“学生不敢隐瞒。本县去年遭灾，今年春荒在即，县仓存粮不足三千石，而流民已聚数千。若是闹起事来……学生这顶乌纱不保事小，百姓遭殃事大。河套若能接济一二……”
“糊涂！”王廷弼喝道，“朝廷最忌边将结交地方！你一个知县，私通总督，是想掉脑袋吗？”
王知县跪下了：“恩师明鉴！学生并非私通，而是……而是为百姓求条活路！如今陕西，朝廷能管什么？税照样收，饷照样欠，百姓死活，谁管？河套肯管，为什么不能……”
他的话没说完，但意思到了。毕竟都是科举中千军万马走过独木桥的精英阶层人士，谁还不知道谁...
王廷弼扶起门生，叹息道：“你说的，我何尝不知。但为官之道，首重名节。这样吧……过些日子，你以‘学习屯垦之法’为由，再去河套一趟。我写封信给李总督，就以私谊问候，不提公事。至于粮食……若河套主动提出接济，你便顺水推舟。”
“学生明白！”
类似的一幕，在陕西、甘肃、宁夏的许多府县上演。河套大捷后，地方官员们的心态发生了微妙变化。
朝廷遥不可及，贼寇就在眼前，而河套，这个新兴的势力，既有实力保境安民，又肯收容流民——这样的邻居，谁不想交好？
政治从来都是现实的。在生存面前，那些虚头巴脑的规矩，都得让路。
二月初的南京，春寒料峭。
作为大明的留都，南京有一套完整的中央机构，但多是养老闲职，并无实权。然而即便是闲职，也是官，也有俸禄，也有排场。
六部、都察院、通政司、大理寺、国子监……各级官员数以千计，每年耗费俸禄粮米数十万石。
紫禁城里，崇祯皇帝看着户部呈上的奏章，眉头越皱越紧。
“南京官员俸禄，去年拖欠三个月，今年开春又该发了。”
户部尚书程国祥小心翼翼地说，“国库空虚，实在……”
“裁！”崇祯吐出冰冷的一个字。
程国祥一愣：“皇上的意思是……”
“裁减南京冗员。”
崇祯站起来，在殿内踱步，“留都机构，本为备用，如今北方战事吃紧，哪有余粮养闲人？传旨：裁南京冗员八十九人。具体名单，让吏部、户部拟出来！”
皇帝金口一开，南京官场顿时大地震。
二月初八，裁撤名单公布：
吏部主事二员，户部库大使五员，兵部主事二员，会同馆大使二员，工部侍郎一员，主事三员，都察院御史七员，照磨一员，通政司经历一员，大理寺左右寺丞各一员，翰林院孔目一员，詹事府主簿一员，国子监助教一员，光禄寺署正二员，行人司副一员，宗人府经历一员，生药局大使一员……
八十九个名字，八十九顶乌纱，八十九户人家的天塌了。
被裁的官员中，不乏在南京经营多年的老吏。他们或痛哭流涕，或愤而上书，或四处奔走求情，但圣旨已下，无可挽回。
更讽刺的是，就在同一天，河套大捷封赏的圣旨也传到了南京——李健赐蟒袍玉带。一边是裁撤闲官，一边是封赏边将，对比鲜明得刺眼。
南京吏部衙门里，几个还没被裁的官员聚在一起，偷偷议论。
“听说没有？河套李总督，这次加封了。”
“从一品啊……他才多少岁吧？”
“人家能打仗啊。马守应十四万人，被他打得落花流水。”
“能打仗有什么用？朝廷猜忌着呢。听说派了侯恂去犒军，实则是探查。”
“探查？探查什么？探查人家怎么练兵，怎么屯田，怎么打胜仗？咱们要是有这本事，还用在这南京混日子？”
“小声点！隔墙有耳！”
众人噤声，但眼神交流中，满是无奈和自嘲。
这就是大明的官场：能干的被猜忌，无能的被供养，真正做事的处处掣肘，夸夸其谈的步步高升。
皇帝勤政，但越勤政，越折腾；大臣忠君，但越忠君，越内耗。
病入膏肓，药石罔效。
二月中旬，北京紫禁城，文华殿。
这是御经筵的日子。所谓经筵，是皇帝听讲官讲解经史的制度，每月三次，以示崇儒重道。崇祯登基以来，经筵从未中断，即便战事吃紧，也要抽空参加。
今日讲的是《大学衍义》，主讲官是少詹事黄道周。此人五十六岁，福建漳浦人，进士出身，学问渊博，性格刚直，是朝中有名的清流。
讲经完毕，按惯例，皇帝可向讲官提问。
崇祯今天显然有心事。他沉吟片刻，问道：“黄先生，朕常思用人之道。如今国家多难，需才孔亟。然保举、考选，孰为得人？”
这是一个实际问题。大明的官员选拔，主要有两种途径：一是科举考选，通过乡试、会试、殿试，层层选拔；二是大臣保举，推荐有才德之人。两种方式各有利弊，朝中争论不休。
黄道周从容答道：“陛下，人才如树木，须养之数十年始可用。今人求才，如求栋梁于市，朝伐而暮用，安得不挠？”
殿内安静下来。这个比喻很妙，也很尖锐。
崇祯追问：“先生此言何解？”
黄道周继续道：“科举取士，三年一届，看似源源不断。然读书人自童蒙至登第，需二十年寒窗；登第后观政、候缺、外放，又需数年；至熟悉政务，独当一面，又需数年。此所谓‘养之数十年’。”
“而保举之法，看似快捷，实则弊端丛生。大臣所举，多亲朋故旧；所荐之才，多急功近利。如伐木者，不待其成材而斫之，虽得大木，亦难堪大用。”
他顿了顿，声音提高：“更可虑者，今人用才，如市贾交易。有才者待价而沽，用人者急功近利。朝奏暮调，旋用旋弃，使人才如流水，不得沉淀；如浮萍，不得扎根。如此，纵有良材，亦难成栋梁；纵有良策，亦难见实效。”
这番话，句句戳中时弊。殿内众臣，有的点头，有的皱眉，有的低头不语。
崇祯沉默了。他知道黄道周说得对，但他能怎么办？天灾要救济，虽然没啥效果！流寇也要剿，虽然越剿越多！满洲还得防，貌似也没防住，不信你问五年平辽——袁嘟嘟！处处要人，处处要钱。他等不起几十年，大明等不起几十年。不然为何每次到了关键时刻，他都喜欢遥控前线战事呢？
“先生所言甚是。”
崇祯最终说道，“然时局艰难，需才甚急。若皆待数十年，恐时不我待。”
黄道周躬身：“陛下明鉴。故臣以为，当务之急，一在‘养’，设立学堂，培养后进；二在‘用’，用人不疑，久任责成；三在‘容’，容人之过，许人改过。如此，十年可期。”
崇祯点头，但心中苦笑。十年？大明还有十年吗？朕登基已经十年了，为何一日不如一日？按这种态势发展，五年都够呛，更何况十年？
经筵结束之后，众臣鱼贯退出。黄道周走在最后，一个年轻官员凑过来，低声道：“黄先生今日之言，振聋发聩。只是……皇上真能听进去吗？”
黄道周望了眼文华殿的匾额，轻叹：“尽人事，听天命吧。”
如果崇祯听到此话，肯定会答：“是的，朕听进去了！可惜不在其位不谋其政，朕做不到...”
黄道周不知道，就在他谈论“养才需数十年”时，数千里外的河套，李健正在用另一种方式“养才”——不是养官僚，是养百姓；不是养文人，是养工匠；不是养空谈家，是养实干者。主打一个实干兴邦！
而历史，往往是由实干者书写的。
就在崇祯与黄道周讨论用人之道时，陕西潼关，孙传庭正面临着最现实的困境——没粮了。
中军大帐里，这位以儒雅着称的陕西巡抚，此刻眉头紧锁，盯着桌上的账册。账册上记录着：存粮八千三百石，兵马三万七千，每日耗粮约四百石。也就是说，存粮只够二十天。
“军门，西安那边回复了。”副将走进来，脸色难看，“布政使说，去年陕西旱灾，税粮歉收，府库空虚，实在拨不出粮了。”
“放屁！”孙传庭一拍桌子，“西安府的粮仓我去看过，少说还有十万石！他们就是不想给！”
副将不敢接话。谁都知道，西安那些文官，跟孙传庭这个武夫出身的巡抚不对付。让他们掏粮食给孙传庭剿匪？难。尤记得孙传庭初到练秦军时，执行的政策...
“李自成那边有什么动静？”孙传庭问。
“探子报，李自成在打败官府后大开粮仓，赈济灾民，招募流民垦荒。如今大多百姓朝不保夕，多有归附。”
孙传庭冷笑：“收买人心！等他把人心收买了，就该来打我们了！”
他走到地图前，手指划过潼关、西安、延安：“李自成还在流窜，张献忠在湖广打窝，罗汝才在皖北转圈……陕西目前还看似平静，实则危如累卵。咱们这三万人，要是断了粮……”
话没说完，但意思到了。军队没粮，要么溃散，要么变成流寇——那就真是笑话了。
这时，亲兵进来禀报：“军门，辕门外有人求见，自称河套使者。”
孙传庭一愣：“河套？李健的人？”
“是。带着李总督的亲笔信。”
“请进来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