崇祯十四年三月初三，西安。
寅时未过，天色尚沉，启明星孤悬在东方的天际，洒下清冷的光。但这片沉寂并未持续太久——府衙前的广场上，已聚集了上千人。
他们是从关中各县赶来的农户，大多天不亮就出发，有的甚至前一天就抵达了西安城外，在料峭的春寒里蹲守了一宿。
人群在晨曦中如一片灰蒙蒙的潮水，静默地涌动着，却又暗含着某种压抑不住的激动。
他们穿着最体面的衣服——虽然大多还是补丁摞补丁的旧袄，但浆洗得干净，头发也特意梳理过，有的还插上了新削的木簪。
每个人脸上都混杂着紧张、期待、不敢置信的复杂表情，就像虔诚的信徒等待着神启，既盼着奇迹，又怕奇迹落空。
“刘老三，你掐我一下，看我是不是在做梦。”一个四十来岁的汉子对同伴说，声音发颤。
刘老三真掐了他一把，汉子“哎哟”一声，却咧嘴笑了：“疼！不是梦！”
周围传来低低的笑声，但很快又沉寂下去。所有人都伸长脖子，望向府衙那两扇紧闭的朱漆大门。
广场四周，士兵们持枪肃立，维持秩序。偶尔有农户因为紧张而推挤，士兵会上前低声说：“老乡别急，都有份，排好队。”
这在从前是绝不可能的事。从前的官军，不抢你就不错了，哪会和颜悦色地说话？
“老哥，你说……这能是真的吗？”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汉低声问旁边的同乡，他叫王德发，来自泾阳县，祖孙三代都是佃农。
同乡张老五搓着手，哈着白气：“谁知道呢？说是给地契，白纸黑字，盖着大印……可这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？地是地主的命根子，他们舍得给咱们？”
“可李总兵不是杀了张立贤那些贪官吗？”一个年轻人插话，他叫赵铁柱，二十岁，体格壮实，“听说抄出的粮食够全县人吃三年！那些金银珠宝，拉了几十车！”
“杀贪官是一回事，分地是另一回事……”张老五摇摇头，他是村里少有识字的人，见识多些，“自古田产就是命脉，朝廷都不敢轻易动。李总兵这么搞，得罪了多少士绅地主？他就不怕……”
话没说完，但意思都懂。得罪了士绅地主，就是得罪了读书人，得罪了官场，得罪了天下的“体面人”。李健一个武夫，能扛得住吗？
“可告示上白纸黑字写着啊！”赵铁柱不服气，“再说，李总兵要是骗咱们，图啥？就为了让咱们白高兴一场？”
这话问住了张老五。是啊，图啥？他们这些泥腿子一没钱二没势，骗他们有什么好处？
类似对话在人群中此起彼伏。希望与怀疑交织，就像这初春的天气，时而回暖，时而乍寒。
有人小心翼翼地摸着怀里揣着的干粮——那是全家人省下来的，准备领到地契后庆祝；有人不停地搓手哈气，既是冷，也是紧张；有人干脆跪在地上，朝着府衙方向磕头，嘴里念念有词，求祖宗保佑。
卯时正，鼓楼传来报时的鼓声，咚——咚——咚——，沉稳有力，在清晨的空气中回荡。
仿佛应和着鼓声，府衙的朱漆大门缓缓打开了。
人群一阵骚动，所有人都踮起脚尖。
“来了！来了！”
“门开了！”
“箱子里是什么？”
几个文吏搬来桌椅，铺上红布。那红布簇新，在灰蒙蒙的人群中格外扎眼。
接着，士兵们抬来几十口大木箱，沉甸甸的，放在台前。箱子是普通的松木箱，但此刻在众人眼中，比金银珠宝还珍贵。
“看，那箱子盖上写着字！”一个眼尖的年轻人伸长脖子，“户册”“田契”！”
“田契！真是田契！”
“天啊……”
人群沸腾了，但又被士兵们温和而坚定地安抚下来：“大家别挤，都有份，按名字叫。”
这时，一队人从府衙中走出。
为首的是李健。他今日没有穿戎装，而是一身青布长衫，洗得有些发白，但干净平整；头戴普通儒巾，腰系布带，脚穿布鞋，看起来像个寻常的读书人，甚至有些寒酸。
可就是这样朴素的装扮，反而让农户们觉得亲切——这位总兵，不像那些穿绸裹缎、高高在上的官老爷。
李健身后跟着几个人：顾炎武，一身半旧儒衫，神情庄重；黄宗羲，年轻些，目光锐利；李承平，好奇地打量着人群；还有几位文官，都是学院毕业选拔的寒门子弟。
人群自动让开一条路，无数双眼睛聚焦在李健身上。有敬畏，有感激，有好奇，也有怀疑。那些目光如实质般压过来，但李健步伐平稳，神情从容。
他走上高台，环视台下。目光所及之处，人群渐渐安静下来，连咳嗽声都压低了。这是一种奇特的威严——不是靠刀枪逼迫出来的，而是自然而然形成的。
李健清了清嗓子，声音不大，却清晰地传遍了广场：
“乡亲们，久等了。”
简简单单一句话，六个字，却让许多农户眼睛发热，鼻子发酸——“乡亲”，不是“刁民”，不是“贱民”，不是“黔首”，是乡亲。这个词，他们只在同村人之间听到过，从没有一个当官的这样称呼他们。
“今日请大家来，是为了一件事：发地契。”李健继续说，语速平缓，让每个人都能听清，“从去年冬天开始，总兵府派人在各县清丈土地，核查户籍。到今天，关中九州六十八县，已完成土地清丈者三十万户。今日，这三十万户，都将领到属于自己的地契。”
台下爆发出压抑的欢呼。许多人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——三十万户！不是三千，不是三万，是三十万！这是一个天文数字，意味着关中至少一半的农户将受益！
“我知道，有人不信。”李健提高声音，压住嘈杂，“有人想，这又是官府的把戏，做做样子，过几天就反悔。有人想，地契拿到手也没用，官府想收回去就收回去，就像从前那些‘永佃契’，说撕就撕。”
他顿了顿，目光扫过人群：“今天，我要告诉大家：不一样了。从今往后，关中之地，也跟河套一样施行新法。这地契上盖的是总兵府大印，受新法保护。谁的地，就是谁的。官府不能随意收回，地主不能随意剥夺。田租，定死，永不加赋。徭役，折银缴纳，严禁摊派。谁敢违反，军法处置！”
台下寂静无声，只有粗重的呼吸声。这些话，每个字都像锤子，敲在人们心上。从前佃田，最少也要交五成，多的七成、八成！永不加赋？朝廷的税可是年年变！年年加！折银纳役？从前服徭役，一去就是几个月，家里农活全耽误，还得自己带干粮！
“空口无凭。”李健从桌上拿起一张地契，展开，“这就是新式地契。我念给大家听——”
他清了清嗓子，朗声念道：“西安府泾阳县民王前门，永业田十五亩，坐落张家庄东头，东至小河，西至大路，南至李四田，北至官道。年纳赋税二成，永不加赋。大明崇祯十四年三月初三，陕西总兵府颁。”
念完，他将地契高高举起，让前排的人能看到：“白纸黑字，清清楚楚。上面有编号，有存根，一式三份，总兵府存一份，县衙存一份，你自己持一份。谁也改不了，谁也赖不掉。”
他将地契递给顾炎武：“顾先生，开始吧。”
顾炎武走到台前，展开手中的名册。他今日也特意穿了新衣。他神情庄重，如同主持祭典的大祭司。
“第一个，”顾炎武朗声念道，声音清越，“泾阳县，王家庄，王前门！”
人群后排，一个老汉浑身一震。
王前门，六十二岁，泾阳县王家庄人，祖孙三代都是佃农。今天天不亮就从泾阳出发，走了三十里路赶到西安。
这一路他都在想：是不是弄错了？王家庄那么多户，怎么会第一个叫自己？自己一个穷佃户，名字怎么会排在名册第一？
“王前门！”顾炎武又喊了一声。
“在……在！”王前门如梦初醒，颤声应道。他的声音干涩，像破风箱。
人群自动让开一条路。所有人都看着他，目光复杂——有羡慕，有期待，有祝福，也有那么一丝嫉妒。
王前门拄着拐棍，一步一步走向高台。他的右腿有残疾，是二十年前给地主张立贤家扛粮时摔断的，没钱治，落下了病根，走路一瘸一拐。
此刻，从人群后排到台前，不过三十步路，他却仿佛走了一辈子。
他走得极慢，每一步都小心翼翼，像是怕惊醒了这个美梦。拐棍戳在青石板上，发出“笃、笃、笃”的声响，敲在每个人心上。
终于走到台前，王前门看着台上那些大人物，看着李健温和的目光，看着顾炎武手中的名册，看着那箱子里厚厚的地契……忽然，膝盖一软，扑通跪下了。
这不是他第一次跪官员。从前见里长、见县丞、见地主，他都要跪。可这一次，不一样。
“老人家请起。”李健亲自走下台，弯腰扶起他，“今天不兴跪，起来说话。”
王前门战战兢兢地站起来，手脚都不知道往哪放。他低着头，不敢看李健，只盯着自己的破草鞋——鞋底已经磨穿了，大脚趾露在外面，冻得发紫。
顾炎武从一摞地契中抽出一张，开始念：“王前门，原佃泾阳县张立贤家田十五亩。经核查，该田确系张立贤强占民田所得，按《土地改革令》，现归还原主。今将泾阳县张家庄东头水浇田十五亩，划为王前门永业田。年纳赋税二成，永不加赋。此契一式三份，总兵府、县衙、本人各执一份，以为凭证。”
念完，他将地契递给王前门。
那是一张淡黄色的宣纸，比巴掌大些，纸质厚实。上面用工整的小楷写着字，墨迹乌黑发亮。
王前门不识字，但他认得自己的名字——那是村里私塾先生特意教他的三个字。
当时先生还用树枝在地上划了又划，说：“前门叔，你看，这是‘王’，这是‘前’，这是‘门’。记住了，这就是你的名字。”
他颤抖着接过地契，翻来覆去地看。纸张厚实，墨迹清晰，右下角盖着鲜红的方印——那是总兵府的大印，他在县衙告示上见过类似的图案。印泥还是湿的，蹭了一点在他拇指上，红艳艳的，像血，又像火。
“这……这真是给俺的？”他不敢相信，抬起头，浑浊的眼睛里满是泪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