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恢：“臣支持马邑土豪的妙计，早在战国时期，匈奴是不敢南下犯我中原的。现在，凭陛下天威，天下一统，但匈奴依然死性不改，隔三岔五犯我大汉，个中原因无他，只是因为匈奴对我大汉帝国没有敬畏，没有被打怕！臣认为是时候对匈奴实施打击，这样有利于汉帝国边境长治久安。”
韩安国：“臣反对！当初高祖被困于平城白登山，即便如此受辱，解围返京后也没有为此动怒！高祖为什么没有因为受辱而生气，没有因为受辱而对匈奴用兵呢？因为高祖知晓一点：帝国兵力不及匈奴。臣反对用兵，支持继续和亲。”
王恢：“不对。高祖不对匈奴报白登之围之仇，并不是因为力所不及，而是出于让天下休养生息的仁心。现在的情况不一样，匈奴频繁袭扰大汉边境，边境汉军密集牺牲，运载死亡士兵棺木的车辆络绎不绝，理应打击匈奴。”
韩安国：“不对。即便对匈奴用兵，如果防守，那么我们应该以逸待劳，一战全歼匈奴；一旦进攻就势如破竹，攻城略地，让匈奴臣服！当前，如果我们对匈奴用兵，无论防守还是进攻，都难以实现这一战略预设。所以不应开启兵端。”
王恢：“不对。我现在所说的对匈奴用兵的打法不是深入敌境；而是设计一个巨大的口袋阵，诱使匈奴进入伏击圈，然后切断其退路，在伏击圈的两翼用重兵出其不意地围剿匈奴主力。打匈奴一个下马威。”
韩安国看了一眼王恢，然后转过头看了看高高在上面无表情的武帝刘彻，然后选择了闭嘴。
武帝起身走下朝堂，没有看王恢，也没有看韩安国，缓缓地对群臣发问：“还有其他意见吗？”
朝堂一片缄默。
“做好准备！依计行事，在马邑射出围剿匈奴的第一箭！”
汉武大帝大打匈奴的历史帷幕就此徐徐开启……
关于“马邑之战”的首秀，我们下一篇详解。
公元前133年的这次廷议，毫无疑问就是汉匈关系从“战略守势”转向“战略攻势”的历史拐点。
但是，我们依然还是要揭晓几则谜底：武帝刘彻为什么要犹豫两年之久？
汉武决定开启大打匈奴之历史帷幕的根本动机是什么？
王恢和韩安国都是两年之前（前135年），汉帝国出兵压制闽越的主力战将，都完全明白汉武帝刘彻想要干嘛。但是面对出击匈奴的决策，二者态度截然不同。
韩安国是怯战还是务实？
王恢主战是投其所好的政治投机，还是基于认知的本能？
公元前135年到133年这短短的两年，在史书上只是轻轻翻过的一页，但对于汉武帝刘彻和整个汉帝国而言，却是战略神经彻底绷紧、汉帝国意志完成转向的关键蓄力期。这段历史，远非简单的“战与和”之争，而是一位雄心勃勃的帝王，与他麾下理念冲突的能臣，共同在历史惯性中艰难破局的过程。
刘彻的“沉默”并不是在犹豫，而是在布局。
窦氏崩后，“无为而治”势必将会被刘彻扔进历史的垃圾箱，刘彻势必会给旧时代将画上句点。但是，刘彻掌控朝廷着绝不等于他已经掌控了战争的机器。刘彻需要时间将权力渗透至汉军、财政等各个模块，确保一旦开战，帝国的机器能高效运转，而非陷入文帝、景帝时期那种“郡国并行”导致的动员不畅。
虽然22岁的刘彻依然还比较嫩，但深知“师出有名”的重要性。简单的“复仇”或“拒绝和亲”不足以动员整个汉帝国。他需要一个能让主和派闭嘴、让天下人觉得“不得不打”的事件或计策。马邑土豪的“诱敌歼灭”之计，正提供了这样一个低成本、高收益（至少在理论上）的完美选项。
刘彻提拔韩安国，本是寄予厚望。韩的军事素养与务实眼光，本是北伐主帅的优秀人选。然而，韩安国在廷议中坚定地主和，这才是让刘彻犹豫的核心因素。刘彻在等，等找到一名能扛大旗的主帅，这一等就是两年，然而两年之后，韩安国依然还是两年之前的那个韩安国。
韩安国的“务实”与王恢的“担当”绝非忠奸对立。
老成谋国的韩安国更像是帝国的“系统风险管理员”，积极主张伐匈奴的王恢则像是洞察时局与君主心理的“破局者”。
王恢的主战，既有政治投机的成分，更有对时代脉搏的准确把握。他看到了两点本质变化：
汉帝国经过数十年休养，汉帝国的经济与军事储备已非高祖、吕后时期可比。持续的屈辱和亲已让帝国上下积蓄了巨大的愤怒能量，只待一个突破口。于是，马邑之谋就发挥了“心理突破口”和“战术试验场”双线功效。
武帝如此执着地要跟匈奴开片，其根本动机在于要建设大汉帝国的“帝国尊严”，这一点从此前背着窦太后调动会稽郡的兵力打击闽越，以及窦氏崩后，调动帝国汉军再一次打击闽越时就已露出端倪。
汉武帝刘彻的这一想法也很容易理解，他已经是汉帝国的第五代掌舵人，汉帝国早就完成了“生存”和“发展”两大战略任务。
因此，我们有理由认定“马邑之谋”不但意义深长，而且还是汉帝国非常显着的历史拐点。
然而历史相当诡异，马邑之谋最终却成了一个七彩的肥皂泡，璀璨升空，却秒破裂，并阴差阳错地将汉帝国与匈奴的战事推向了另一个维度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