赫里伯特·梅尔就是阿道夫·希特勒。
这个认知像一枚植入他脑中的冰核，不断散发着冻结一切的冷气。
塞缪尔坐在书桌前，面前摊开着笔记本，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他的推理、线索和那令人窒息的结论。但他不知道该如何处置这个足以撼动世界的秘密。
就在他对着空白的信纸发呆，笔尖悬停，不知该向何处倾诉这恐怖的发现时，一阵极其轻微、却富有特定节奏的敲门声响起。不是梅尔那种故作礼貌的轻叩，也不是老板娘随意的拍打，而是一种清晰的、带着某种识别信号的敲击：三下，停顿，再两下。
塞缪尔浑身一僵，警惕地站起身。他小心地走到门后，没有出声。
“戈德曼博士，”门外传来一个压低的声音，冷静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，用的是英语，“我是克劳斯·霍夫曼。或者说，阿里·本-戴维。我们需要谈谈。关于我们共同关注的那位邻居。”
霍夫曼。那个幸存的“艺术商”。
塞缪尔犹豫了一下，“共同关注的邻居”，以及那个清晰的敲门暗号，让他意识到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拜访。他慢慢打开了门。
霍夫曼——或者现在应该称他为阿里——迅速闪身进屋，反手轻轻关上门，动作流畅而专业。
他看起来比前几天憔悴了许多，眼窝深陷，胡茬凌乱，昂贵的亚麻西装换成了朴素的卡其布裤和深色棉质衬衫，但那双眼睛依旧锐利如鹰，此刻正迅速扫视着房间的每个角落，确认安全。他的腰间有一个不明显的突起。
“你还活着。”塞缪尔陈述道，语气平静，内心却波涛汹涌。
“勉强。”阿里扯了扯嘴角，那算不上一个笑容，“韦伯没那么幸运。” 提到同伴的名字时，他的眼神黯淡了一瞬，但立刻恢复了冷静。“我看到他去找你了，”他朝梅尔离去的方向偏了偏头，“在那个雨夜。看来他感受到了压力，试图寻找新的……庇护所。”
塞缪尔没有否认，只是静静地看着他。“你是谁，霍夫曼先生？或者说，你到底为谁工作？”
阿里深吸一口气，直视着塞缪尔的眼睛，仿佛要判断他是否值得信任。“我的真名是阿里·本-戴维。我为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工作。”他停顿了一下，观察着塞缪尔的表情，看到的是警惕而非惊讶。“我们追踪这条线索……追踪他……已经很多年了。”
“他？”塞缪尔的心脏猛地一跳，但脸上依旧保持着镇定，“你指的是赫里伯特·梅尔？”
“别再使用那个可笑的名字了，博士，”阿里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压抑的怒火和讽刺，“你知道我说的是谁。我们都知道。”
尽管自己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，但听到这个名号从一个摩萨德特工口中如此直接地说出，塞缪尔还是感到一阵灵魂的战栗。房间里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。
“你们……一直都知道？”塞缪尔的声音有些干涩。
“怀疑。推测。但缺乏确凿的、能被摆在台面上的证据。”阿里走到窗边，撩开窗帘一角，警惕地望向外面，“地堡里的尸体被苏联人处理得太干净，后来又随着时间流逝，很多关键证物和证人都消失了。我们掌握的情报碎片显示，有一个极其隐秘的元首级人物通过‘鼠蹊路线’逃到了南美，受到了某些势力的庇护。阿根廷、巴拉圭、巴西……我们像在干草堆里找一根被刻意伪装过的针。直到近几年，一些解密档案和零星线索才逐渐指向圣伊格纳西奥，指向这位‘梅尔先生’。”
他转过身，眼神锐利地看着塞缪尔：“但追捕他，远比想象中复杂，博士。这不仅仅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，更是一场深陷于冷战泥沼的地缘政治游戏。”
阿里压低了声音，语气中充满了愤懑与无奈：“你以为只有我们在找他吗？美国人，苏联人，他们都知道一些内情，或者说，他们选择性地‘不知道’。战后初期，特别是进入五十年代，为了对抗共产主义在拉美的蔓延，某些西方情报机构——我不便指名道姓——认为这些纳粹余孽，这些‘反*共老手’，具有‘利用价值’。他们掌握着情报网络、渗透技巧，以及对苏联的极端仇恨。于是，肮脏的交易开始了：提供庇护，交换情报，甚至在某些隐蔽行动中合作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