凌晨4点半，天还黑着，杨定山已经醒了。
这个作息他保持了十五年——从被杨老爷带回庄子的第二天开始。那时候他还不叫杨定山，只有一个萨克森名字，发音含糊，连他自己都快忘了。杨老爷问他叫什么，他摇头，说不记得了。杨老爷看了看他，又看了看旁边几个年纪相仿的孩子，说：“那就重新起。你看着结实，像座小山，就叫定山吧。姓杨，以后是杨家的人。”
那年他大概十三岁，或者十四岁？记不清了。只记得饿，记得冷，记得父母死在逃荒路上的那个冬天。被杨家庄园收留时，他瘦得像根柴，但能扛东西，能干重活。
如今十五年过去，柴火长成了树。他识了字，会算账，参加过三次庄子保卫战——肩膀上那道疤是第一次打维京人时留下的。现在他管着外城的集市，手下有六个办事员，每天要面对上百号商人、工人和访客。
杨定山从炕上起来，用冷水洗了脸，穿上那套深灰色的管事服——庄子统一发的，左胸口绣着个小小的“杨”字。镜子有点破损，映出张棱角分明的脸：浅棕色头发（母亲是弗里斯兰人），蓝眼睛（父亲是萨克森人），鼻子在战斗中被打歪过一次，现在有点偏。
他推门出去时，外面还是灰蒙蒙的。但集市方向已经有动静了——最早的商人开始摆摊，脚夫在卸货，巡逻队换岗的脚步声整齐地踏过石板路。
早上5点，杨定山准时出现在集市管理所。办事员杨路德已经烧好了水，正在整理今天要处理的文书。
“山哥，早。”杨路德是杨家庄园收养的孤儿，庄子里的第三代，读过学堂，写得一手好字，“昨晚有三件事记下来了：哥本哈根的埃里克先生投诉，说他仓库边的排水沟被建筑材料堵了；新来的伦巴第商队想申请两个长期摊位；还有那个沃尔夫冈司铎，昨天来问募捐报备的事，今天可能还会来。”
杨定山点头，接过文书快速浏览。埃里克的事简单，派人去清沟就行。伦巴第商队得看背景——杨家庄园的规矩，长期摊位只给有固定供货渠道、信誉良好的商人。他得先查查这些人在别处的风评。
至于沃尔夫冈……他揉了揉眉心。教会的人麻烦，但又不能直接赶走。公用礼堂是杨老爷亲自拍板的项目，教会出了一半钱，总要给点面子。
“先处理埃里克的事。”杨定山说，“派两个人去，一个清沟，一个监督。清出来的材料登记，是谁堆的谁领回去，领不回的充公。按规矩，乱堆物料罚五个铜币，从下次交易款里扣。”
杨路德记下：“那伦巴第商队呢？”
“让他们填申请表，提供三个以上的商业伙伴作保。另外，派人去苏黎世问问，看他们在那边有没有不良记录。”杨定山顿了顿，“记住，所有调查要书面记录，按程序来。”
这就是杨家庄园的规矩：凡事讲程序，讲证据，讲记录。一开始商人们不习惯——在别处，塞点钱就能办事。但在这里，塞钱是重罪，抓住了直接驱逐，永不接纳。时间长了，大家反而觉得公平：谁都不用担心被暗箱操作坑害。
早上7点，杨定山去工地巡视。
公用礼堂的地基已经夯实，开始砌墙基了。石匠杨老石见他来，放下锤子：“杨管事，正好有事。教会那边派人来说，墙基能不能再深一尺？说这样更稳固。”
“设计图纸是庄子营造坊定的，不能随便改。”杨定山蹲下检查墙基，“现在多深？”
“三尺半。按图纸来的。”
“那就按图纸来。”杨定山站起来，“你告诉教会的人，如果对设计有异议，可以书面提出，附上理由，交营造坊评估。但施工期间必须按现有图纸执行，不能口头改。”
杨老石咧嘴笑：“我就知道您会这么说。那个司铎还塞给我两个铜币，让我‘行个方便’。”
“钱呢？”
“在这。”杨老石从怀里掏出铜币，“按规矩，行贿未遂，钱充公，记一笔。行贿者警告一次。”
杨定山点头。规矩就是规矩，对谁都一样。
离开工地时，他看见沃尔夫冈司铎正站在不远处，看着砌墙的工人。这位神父穿着司铎袍，在满是尘土汗水的工地上显得格格不入。杨定山走过去。
“司铎大人早。”
沃尔夫冈转过身，脸上挂着标准的教会式微笑：“杨管事。关于募捐报备的事……”
“表格填好了吗？”
“我正在填。”沃尔夫冈从袖中取出那张表格，“但有些地方……不太明白。比如这里，‘募捐用途需具体到项目’，是指什么？”
“就是说，你不能只写‘用于慈善’。”杨定山解释，“要写明：多少钱买食物，多少钱买衣服，多少钱用于医疗。如果用于礼堂布置，要列清单——烛台几个，经书几本，布料几匹。这样捐款人才清楚钱去哪了。”
沃尔夫冈的表情有些僵硬：“上帝的慈爱是整体的，怎能这样分割计算？”
“在杨家庄园，钱的事情必须算清楚。”杨定山语气平和，“不清不楚的捐款，容易产生误会，也容易被滥用。这是为了保护捐款人，也保护募捐者。”
他顿了顿：“司铎大人如果觉得繁琐，可以考虑另一种方式——直接捐给庄子的‘公共基金’。基金有详细的使用记录，每季度公开账目。您指定用途，我们负责执行，您随时可以查进度。”
沃尔夫冈沉默片刻，收起表格：“我……再想想。”
“好的。不过提醒您，未经报备的募捐活动，今天开始我们会加强巡查。”杨定山说得客气，但意思明确。
上午9点，杨定山回到管理所，开始处理今天的纠纷。
第一起是两个商人的争执。一个卖陶器的说旁边卖铁器的摊位占了他的地方，让他少摆了三件货。两人吵得面红耳赤，周围围了一圈看热闹的。
杨定山先让两人冷静，然后问杨路德：“他们的摊位图呢？”
杨路德摊开集市摊位平面图——每个摊位都有编号，边界用红线标得清清楚楚。用尺子一量，铁器摊确实往陶器摊那边挪了半尺。
“按规矩，侵占他人摊位，第一次警告，补偿对方损失。”杨定山宣布，“铁器摊今天营业额的百分之十，赔给陶器摊。另外，挪回去。”
铁器商不服：“就那么半尺！”
“半尺也是侵占了。”杨定山指着图纸，“这里的每一寸地都规划好了。今天你挪半尺，明天他挪一尺，后天集市就乱套了。规矩就是规矩。”
铁器商嘟囔着，但还是认罚。陶器商得了赔偿，气也消了。围观的商人纷纷点头——他们喜欢这种明明白白的处理方式。
第二起纠纷更棘手。一个新来的流民在工地干活时偷了半袋石灰，被抓个正着。按规矩，偷盗财物价值超过五个铜币的，要公开审理。
杨定山在管理所前的小空地上设了临时“公议庭”。偷石灰的是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，叫彼得，从巴伐利亚逃荒来的，来庄子才三天。
“为什么偷？”杨定山问。
彼得低着头，声音小得像蚊子：“我……我娘咳嗽，听说石灰混草药能治。我没钱买药……”
“石灰不是药，有毒。”杨定山皱眉，“药坊免费看病，你不知道？”
彼得愣住了：“免……免费？”
围观的几个老庄客七嘴八舌地说开了：“你这傻小子！药坊看病不要钱，抓药才要钱，但穷人可以赊账！”
“新来的都要去听规矩课，你没去？”
彼得脸涨得通红：“我……我第一天来就上工了，没人告诉我……”
杨定山看向监工。监工挠头：“这批新来的二十多人，确实还没来得及统一培训……”
“规矩课必须上，这是铁律。”杨定山宣布处理结果，“彼得偷窃，事实清楚。但事出有因，且初犯。判罚：一、归还石灰；二、义务清扫集市厕所三天；三、今晚必须去上规矩课，考核通过才能继续干活。”
他顿了顿，又对监工说：“你们管理疏忽，罚一天工分。今天下午，所有新来的停工，统一培训。”
众人服气。惩罚有度，还补上了管理漏洞。
中午12点，杨定山匆匆吃了饭——两个菜饼子一碗汤，在管理所里解决。下午要处理流民的安置申请。
最近来投奔的人越来越多，每天都有十几户。杨家庄园的名声传开了：这里收留流民，给活干，给饭吃，孩子能上学。但庄子容量有限，不能照单全收。
杨定山面前摊着申请表。他要筛选：有手艺的优先，一家人完整的优先，没有案底的优先。但最难的是那些什么都不会、只剩一把力气的。庄子需要劳力，但不能无限接纳。
他批了五个铁匠、三个木匠、两个石匠的家庭。又批了八户老实巴交的农民。剩下的……他想了想，批了个“试用期”：先干三个月体力活，期间学一门手艺，学得会的留，学不会的给路费劝离。
这也是杨老爷定的规矩：给人机会，但不养懒汉。
下午5点，杨定山终于处理完所有文书。他走出管理所，夕阳把外城的石墙染成金色。
工地还在忙碌，集市已经收摊，商人们三三两两往酒馆走。学堂下课了，孩子们跑出来，有几个冲到正在砌墙的父亲身边，递上水囊。远处，新来的流民们正排队领晚饭——一人两个黑麦饼，一碗炖菜，管饱。
沃尔夫冈司铎站在公用礼堂的工地旁，看着这一切。杨定山走过去。
“司铎大人还在看工程？”
“看人。”沃尔夫冈轻声说，“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地方。农奴不像农奴，商人不像商人，连孩子……都不像孩子。”
杨定山没说话。他见过太多“正常”的地方——领主高高在上，农奴卑微如土，商人狡诈贪婪，孩子要么是少爷小姐，要么是放牛娃。杨家庄园确实不一样。
“这里的人……好像活得有盼头。”沃尔夫冈又说。
“因为规矩给了他们盼头。”杨定山说，“知道自己干活能得什么，知道自己守规矩能得什么，知道自己孩子将来能得什么。人有了盼头，就不一样了。”
沃尔夫冈看着他：“杨管事信上帝吗？”
“我信杨老爷教的道理。”杨定山回答得坦率，“他说，让人活得像人，就是最大的善。其他的，各信各的。”
说完，他点点头，转身离开。还得去内城汇报今天的工作。
走在石板路上，杨定山想起十五年前的那个冬天。如果他没被杨家庄园收留，现在大概已经饿死在某个路沟里，或者成了哪个领主的农奴，佝偻着背，眼里没有光。
而现在，他管理着一个集市，穿着体面的衣服，识文断字，受人尊敬。
这一切，都源于那套规矩。
那套让农奴变成人，让流民变成庄客，让孤儿变成管事的规矩。
夕阳彻底沉下去了。灯火一盏盏亮起来。
杨定山加快脚步。明天，又是新的一天。
傍晚6点半，杨定山穿过内城门楼时，天已经完全黑了。
内城的守卫认识他，点头示意就放行了。与外城的工地喧嚣不同，内城安静得多。石板路打扫得干净，两旁是成排的砖瓦房，每户门前都挂着盏小油灯——统一的制式，灯油由庄子每月配发。窗户透出温暖的黄光，能听见屋里隐约的说话声、孩子的笑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