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个夏天来得比往年早。
五月刚过，阿勒河谷就热起来了。杨亮坐在藏书楼二层的窗前，把窗户推开一条缝，让风透进来。风从河面吹来，带着水汽和草木的腥甜，不算凉，但比闷在屋里强。
他把保罗那封信又看了一遍。
信纸的边缘已经有些卷了，那是他翻看了太多遍的缘故。其实信上的每一个字他都记得——保罗走过的那些地方，见过的人，救过的命。还有那句“等到了罗马，我再写信”。
可问题是，保罗还没到罗马。
他从亚琛出发，走陆路翻过阿尔卑斯山，再沿着意大利半岛往南。这条路杨亮没走过，但听商人们说过——翻山越岭，关卡林立，走快了要两个月，走慢了三四个月不止。保罗是春天出发的，现在夏天了，应该还没到。
杨亮算了算时间。就算保罗到了罗马，安顿下来，找到可靠的信使，再等信送到盛京……怎么也得秋天了。
秋天。
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。手背上的老年斑又多了几块，皮肤薄得像纸，能看见底下青色的血管。这几年他老得很快——不是那种慢慢变老，是每年都能感觉到自己又塌下去一点。去年还能拄着拐杖走到码头，今年连院门都懒得出了。
他不知道自己还能等几封信。
一封？两封？也许运气好，能等到三封。
他把信纸折好，放回木匣里。匣子里还有几样东西——珊珊写的那本产婆笔记，杨保禄去年整理的集市管理章程，杨定军画的码头施工图。这些都是要留给后人的。他这封信，不知道将来算不算。
楼下传来脚步声，是老保家的小儿子，现在跑腿送信的。
“老爷！”年轻人在楼梯口喊，“码头那边来消息了，威尼斯的船到了！”
杨亮愣了一下。
威尼斯的船——他第一个想到的是马可·达·维奇奥。那个威尼斯商人，上次来还是五年前，后来大瘟疫来了，商路断了，消息也断了。有人说马可家族遭了灾，有人说他死了。杨亮托人打听过几次，没有回音。
五年了。
“来人是谁？”他问。
“说是叫马可，马可·达·维奇奥。”年轻人说，“大少爷已经去接了，让小的先来报个信。”
杨亮扶着桌子站起来。腿有点软，他站了一会儿，才慢慢往楼梯口走。
码头比他上次见的时候又变了样。
新建的泊位能同时停六条船，栈桥铺了双层木板，承重比过去强一倍。三座吊装架立在那里，铸铁的齿轮在阳光下闪着光，正在往下卸货。卸下来的木箱堆得整整齐齐，箱子上都打着马可商号的烙印——一只长翅膀的狮子。
杨亮被孙子杨宁搀着，慢慢走到栈桥边。杨宁今年三岁，走路已经稳了，但小手上全是汗，攥着他的手，攥得很紧。
船边站着几个人。杨保禄在，弗里茨在，还有几个穿短褐的码头工人。他们围着一个穿深色长袍的人，那人背对着杨亮，正在说什么。
听见脚步声，那人转过身来。
是马可。
但跟五年前那个马可不一样了。
五年前的马可，四十出头，头发里刚刚见白丝，走路带风，笑起来声音洪亮。现在的马可，头发白了大半，脸上多了几道深深的纹路，眼睛底下是洗不掉的青黑。他穿着一件料子很好的袍子，但那袍子洗得有些旧了，袖口磨出了毛边。
他看见杨亮，愣了一瞬。然后快步走过来，走到跟前，弯下腰，双手握住杨亮的手。
“杨老爷。”
声音有些哑。
杨亮看着他，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背。
“回来了。”他说，“回来就好。”
马可在藏书楼里坐了很久。
他喝了三杯茶，吃了两块点心，说话的时候手还在微微发抖。杨亮没有催，只是慢慢听他说。
五年的事，说起来太长。
大瘟疫那年，马可正在威尼斯。他刚从北方回来，带着从盛京换来的货，想着大赚一笔，把家族的宅邸翻修一下。结果瘟疫来了。威尼斯封了城，商路断了，码头上堆满没人卸的货。马可的仓库里存着那些细麻布和铁器，卖不出去，也运不走。
然后他的妻子病了。
“她发烧，咳嗽，喘不上气。”马可的声音很轻，“我用您教的办法——隔离，通风，喝热水。可是没用。她烧了七天，第八天……”
他没说下去。
杨亮沉默着。
马可的妻子他见过一次，那是很多年前，马可带她来过盛京。是个安静的女人，话不多，但笑起来很温柔。那时候他们还年轻，站在码头边，看着阿勒河的河水。
“后来我弟弟也病了。”马可继续说，“他比我小十岁，刚结婚。他妻子求我救他，我用尽了办法，他还是走了。”
“然后是叔叔，婶婶，我弟弟的妻子……”
他停住，端起茶杯，喝了一口。手抖得厉害，杯子在托盘上轻轻磕了一下。
“我活下来了。”他说，“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我一个人活下来了。”
杨亮看着他。这个曾经意气风发的威尼斯商人，现在坐在他面前，像一个被掏空了的壳。
“你那两个护卫呢？”他问，“以前跟你来的那俩，一个叫……”
“彼得罗和乔瓦尼。”马可低下头，“彼得罗死在瘟疫里了。乔瓦尼……去年跟人起了争执，被人捅了一刀。”
杨亮沉默了。
“我带了两个新来的。”马可抬起头，勉强笑了笑，“一个叫卢卡，一个叫安德烈亚。都是年轻人，没出过远门，一路上吓得够呛。”
他顿了顿：“跟我来的时候一样。”
那天下午，马可在藏书楼里说了很久。
说他怎么熬过那几年，怎么重新撑起那个快散了的家，怎么一点点攒货、凑钱、找护卫。说他好几次想放弃，好几次想再也不来了。但每次想到盛京，想到那些细麻布、那些铁器、那些玻璃，他就觉得还能再撑一撑。
“这条商路，是我父亲走出来的。”他说，“我不能断在我手里。”
杨亮听着，偶尔点点头。他看着窗外的阳光一寸一寸移过去，看着杨宁在院子里追一只蝴蝶。
快黄昏的时候，马可忽然停下来。
他抬起头，看着杨亮，眼睛里有一种奇怪的光。
“杨老爷。”
“嗯？”
马可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袋。布袋是用粗麻布缝的，不大，比巴掌大一点，口上用细麻绳扎着。他把布袋放在桌上，推到杨亮面前。
“这个，”他说，“我找了十年。”
杨亮看着那个布袋。粗麻布，扎着细绳，普普通通，看不出里面是什么。
他伸出手，解开绳子。
布袋里是一把干豆子。
豆子不大，比豌豆大一圈，圆滚滚的，颜色是土黄色，有些上面还带着浅褐色的斑纹。杨亮拈起几粒，放在掌心，凑近了看。
他的手忽然抖了一下。
这豆子他认识。
三十多年前，在另一个世界，他老家院子里种过。春天撒籽，夏天开花，秋天收豆。收下来的豆子能磨豆浆，能做豆腐，能发豆芽，能榨油。豆秸能喂牛，豆饼能肥地。那东西叫——
“大豆。”他喃喃道。
马可看着他，紧张地等着。
“您说……是这个吗？”
杨亮没有立刻回答。他把那几粒豆子放在掌心，翻来覆去地看。三十五年了，他已经不记得大豆长什么样子了。但这豆子的形状，这颜色，这硬邦邦的手感，还有那股若有若无的豆腥气——太熟悉了。
“是。”他说，“就是这个。”
马可的脸忽然松开了。他往后一靠，靠在椅背上，长长地出了一口气。
“十年。”他说，“我找了十年。”
杨亮看着他，看着他眼里的光。那光里有疲惫，有释然，还有一点他说不清的东西。
“从哪找到的？”他问。
“君士坦丁堡。”马可说，“不是直接找到的，是托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换的。那些阿拉伯人说是从东方运来的，叫什么……‘索雅’？我也听不懂。”
他指着那袋豆子：“就这么一小袋，我换了三匹细麻布，两把钢锯，还有一箱玻璃杯。”
杨亮笑了。那笑容很轻，但马可看见了。
“值。”杨亮说，“值了。”
那天晚上，杨亮把那袋豆子放在书桌上，看了很久。
他想起当年刚来的时候，五个人站在阿勒河边，盘点带过来的东西。种子有，工具也有，但大豆没有。他那时候想，等安顿下来，慢慢找，总能找到。一年找不着就两年，两年找不着就五年。
结果找了三十五年。
他把豆子倒在桌上，一粒一粒数。一共一百四十三粒。有些豆子破了皮，有些发了霉，挑出来，还剩一百零七粒好的。
一百零七粒。
他想起另一个世界的农谚——一斗种，一石粮。那是说豆子繁殖得快。如果这些豆子都能发芽，都能结籽，三年之后，就能种一片地。五年之后，就能让整个牧草谷的人都吃上豆腐。
前提是，它们能发芽。
他把那些破皮发霉的挑出来，把好的放回袋子里。手有点抖，抖得很厉害，他不得不停下来，喘口气，再继续。
门被推开，珊珊走进来。
“还不睡？”她看着桌上的豆子，“这是什么？”
杨亮抬起头，看着她。
“大豆。”他说，“找了大半辈子的东西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