雾锁山城，市党部那栋灰色小楼里的争论，却比窗外的雾气还要粘稠几分。
严襄儒将一份刚送到的《中央日报》拍在桌上，第二版显着位置，正是他亲手颁发的“抗战文化卓越贡献奖”新闻，配着贾玉振微笑接奖的照片。
“看看！白纸黑字！舆论已经造出去了！”严主任的声音在会议室里回荡，“现在全重庆都知道，贾玉振是我们树立的文化标杆，是促进中美友好的模范！
那个美国女记者发几句脾气，就能把这事翻过来？朝令夕改，政府的威信何在？”
会议室里烟雾缭绕。
几个处长、科长面面相觑，有人低头喝茶，有人盯着天花板上的霉斑。
“严主任，”坐在角落的一个中年男人缓缓开口，他是宣传部三科的副科长，姓秦，早年留美读过社会学，“我不是要翻案。我只是觉得……我们可能需要重新理解一下，美国人到底想要什么。”
严主任皱眉：“想要什么？他们自己报纸上不是写得清清楚楚？喜欢贾玉振那本《阿甘正传》！”
“是，但那个玛丽·温斯洛的话，也许透露了另一层意思。”秦科长推了推眼镜，“我在美国读书时观察过，他们的舆论场，尤其知识界和某些政治圈子，对一味唱赞歌的东西，其实……不太看重。
他们更看重的是批判性，是揭露问题，甚至是自我否定。他们认为这才是思想的力量，是进步的动力。”
会议室里安静了一瞬。
“你的意思是，”另一个处长迟疑道，“美国人……真的喜欢挨骂？”
“不是喜欢挨骂，”秦科长斟酌着用词，“而是他们认为，只有允许乃至鼓励对自身的尖锐批判，一个社会才有活力，才能避免僵化。
他们欣赏的，是敢于质疑、敢于解剖的精神。
贾玉振之前的《警示录》《黄粱梦》，虽然让一些美国人不舒服，但可能正是这种‘不舒服’，让华盛顿某些人觉得他有价值。”
严主任的脸色变幻不定，他端起茶杯，又重重放下：“荒谬！按你这说法，我们嘉奖他写了让美国人高兴的文章，反而错了？难道要鼓励他继续写那些让‘友邦惊诧’的东西？”
“我不是这个意思。”秦科长叹了口气，“我只是建议，对贾玉振的‘引导’，也许不必太急于定调。不妨……观望。
看看他接下来到底能写出什么，看看美国那边，到底会有什么后续反应。有时候，不动，比乱动要好。”
会议室里再度陷入沉默。最后，严主任摆了摆手：“行了。嘉奖的事已经定了，宣传也出去了。对贾玉振，继续保持接触，保持‘关注’。但具体……先看看。散会。”
两天后的深夜，“共学书屋”的门被轻轻叩响。三长两短，是约定的暗号。
贾玉振打开门，玛丽闪身而入。她裹着一件深色风衣，脸色在油灯下显得苍白而疲惫。书屋里的炭火驱散了寒意，但也让空气有些沉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