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贾，”玛丽开门见山，声音有些沙哑，“我发出了报告。现在，我需要你更明确的答案。”
贾玉振示意她坐下，给她倒了杯热茶。苏婉清在里间，确保无人打扰。
“OSS和华盛顿的一些人，确实对你近期的‘转向’感到失望。”
玛丽盯着跳动的灯火，“他们欣赏你早年的锋芒。但他们对所谓的‘深度’，有自己的定义——必须服务于战争，服务于明确的反法西斯叙事框架。
在这个框架内，可以容忍甚至鼓励某种程度的批判和警世。
超出这个框架，或者明显损害当前盟友形象的，不行。”
她抬起眼，看着贾玉振：“这是底线。在这个基础上，我们可以谈谈你的‘代价’。”
贾玉振点点头，从书桌抽屉里取出一卷精心绘制的图纸和一份写满数字的预算表，在桌上缓缓铺开。
油灯的光晕落在图纸上。那是“技术传习所”的扩建规划：在原有两个班（缝纫、木工）的基础上，增设“基础电讯班”、“简易机械班”，甚至规划了一个小型的“实习车间”，标注了需要购置的万用表、电键、小型车床、台钳等设备。
预算表上，每一项都列得清清楚楚，从聘请专业技师的薪金，到购买教材教具的费用，再到给贫困学徒的伙食补贴。
“资金，”贾玉振的手指划过预算总额，“需要这个数。不是一次性的稿费，而是能够支撑这个计划启动并维持至少两年的专项资助。
这笔钱，必须明确用于传习所，由基金公开账目管理。”
玛丽仔细看着那些数字，眉头微蹙，但没有立即反对。
“第二，”贾玉振的声音低沉而清晰，“空间。我知道你们无法命令重庆政府。但我需要你们，通过你们认为合适的外交或舆论渠道，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：贾玉振的创作，具有独特的国际文化交流价值，其完整性值得尊重。
我不奢求绝对自由，只求一个不成文的默契——我的核心文章，在《希望周刊》及其关联渠道发表时，不被无故腰斩，不被篡改得面目全非。我需要一个可以相对自由呼吸的缝隙。”
玛丽沉默地听着，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茶杯。
贾玉振等了她片刻，见她没有打断，便仿佛不经意地提起：“其实，关于你们想要的‘深度’和‘反法西斯’主题，我手头正有一个构思。只是……尺度恐怕有些大，你们的决策者看了，未必能安眠。”
玛丽的敲击声停了。她抬起头，目光锐利：“说来听听。”
贾玉振身体微微前倾，灯光在他脸上投下深刻的阴影。他用一种近乎平静的学术探讨语气，描述了那个设定：未来的美国，因人口过剩、经济衰退、社会矛盾无法调和，政府推出“清除计划”——每年有十二小时，所有犯罪合法化，旨在系统性“清理”底层无用人口，同时让民众宣泄暴力欲望。
“你可以把它看作，”贾玉振的声音毫无波澜，“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后，一种冷酷的、极端的自我调节机制。类似英国工业革命后，对失去土地的‘过剩’农民和流浪汉的处理——从《济贫法》到实质性的驱逐与清理。”
玛丽的脸在灯光下瞬间失去了血色。她猛地站起身，椅子在砖石地面上划出刺耳的声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