春天的兴安岭，比往年来得更晚一些。四月底了，山阴处还有没化的积雪，但向阳坡已经冒出了嫩绿的草芽。合作社的梅花鹿开始脱去冬毛，换上夏装；紫貂的皮毛也到了换季的时候，养殖场里一片忙碌。
这天上午，陈阳正在新扩建的加工厂检查生产线运行情况，县林业局的张局长急匆匆找来了。
“陈顾问，出大事了！”张局长脸色凝重，连口水都顾不上喝，“上面文件下来了——国营林场要改制，咱们县的大兴安岭林场，被列为第一批试点单位！”
陈阳心里“咯噔”一下。国营林场改制，这事儿他早有耳闻。九十年代中期，国家推行国有企业改革，许多经营不善的国企面临关停并转。林业系统也不例外，尤其是那些长期亏损的林场。
“怎么改？改成啥样？”陈阳问。
“具体方案还没出来，但听说……要减员增效。”张局长压低声音，“林场现在有正式职工一千二百人，加上家属超过三千人。上面要求，至少裁掉一半。”
“一半？六百人？！”陈阳倒吸一口凉气，“这些人下岗了，去哪儿？吃什么？”
“就是啊！”张局长直搓手，“林场场长刘振山急得团团转，已经找过我好几次了，说让我帮忙想办法。可我能有啥办法？县里也没那么多就业岗位啊！”
陈阳沉默了。他想起前几天去林场送鹿茸酒时看到的情景——工人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，满脸愁容；家属区里，女人们窃窃私语，孩子们也少了往日的欢笑。改制就像一块巨石，压在每个人心上。
“刘场长在哪儿？我去找他聊聊。”
“就在林场办公室，愁得几天没睡好觉了。”
陈阳立刻开车去了林场。大兴安岭林场是县里最大的国有企业，占地十几万亩，有三十多年的历史。鼎盛时期，这里年产木材十万立方米，养活了整个县城的经济。但这些年，随着国家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，采伐指标逐年减少，林场效益越来越差，已经连续亏损五年了。
刘场长办公室烟雾缭绕，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。五十多岁的人，头发白了一大半，眼窝深陷。
“陈顾问，你可来了！”刘场长像抓住了救命稻草，“这事儿……这事儿真没法弄了！六百人下岗，那就是六百个家庭没饭吃！会出乱子的！”
“刘场长，您先别急，”陈阳坐下，“改制方案具体怎么定的？”
刘场长拿出一份文件：“你看，这是省里的通知。林场改制分三步走：第一步，资产评估，清产核资；第二步，人员分流，买断工龄；第三步，引入社会资本，组建股份制公司。”
他指着“人员分流”那部分：“正式职工，三十五岁以下的，鼓励自谋职业，给一笔安置费；三十五到五十岁的，可以提前退休，待遇打八折；五十岁以上的，正常退休。还有一部分技术骨干，可以留用。”
“那……那些伐木工、运输工、后勤人员呢？”陈阳问。
刘场长苦笑：“大部分都是伐木工。采伐指标减少了，用不了那么多人。这些人，除了少数技术好的能转岗做护林员，其他的……恐怕都要下岗。”
陈阳翻看着文件，心里沉甸甸的。他太理解这些工人的处境了——很多人十几岁就进了林场，除了伐木、装车，啥也不会。现在突然要他们自谋职业，能干啥？去县城蹬三轮？还是去南方打工？可他们都四十多岁了，上有老下有小，能折腾得起吗？
“刘场长，林场除了木材，还有别的资源吗？”
“有啊！”刘场长来了精神，“咱们林场范围大，林下资源丰富——蘑菇、木耳、蕨菜、药材，多了去了！还有野生动物，以前是祸害，现在你们合作社搞保护，倒成资源了。可问题是……没人组织，没人开发啊！”
陈阳眼睛亮了：“如果……如果合作社能接收一部分下岗职工，培训他们搞林下经济，搞生态旅游，您觉得可行吗？”
刘场长一拍大腿：“可行！太可行了！陈顾问，你要真能接收，我代表林场三千职工家属感谢你！”
“但我得先考察考察，”陈阳说，“看看林场的资源到底怎么样，能发展哪些产业。”
“行！我陪你！”
接下来三天，陈阳带着合作社的技术团队，把林场跑了个遍。他们看了采伐迹地，看了天然次生林，看了林间的沟塘湿地，看了职工家属区。
情况比想象的复杂，但也比想象的有潜力。
采伐迹地可以改造成果园，种蓝莓、树莓；天然次生林可以发展林下养殖，养鸡、养蜂；沟塘湿地可以种水稻、养林蛙；职工家属区有大量闲置房屋，可以改造成民宿……
但问题也很多：基础设施差，道路不通，水电不稳；职工技能单一，缺乏经营意识；管理松散，资源浪费严重。
考察结束，陈阳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，写了一天一夜，拿出了一份详细的方案——《关于接收林场下岗职工发展林下经济的实施方案》。
方案的核心是：合作社接收三百名下岗职工，成立“兴安岭林下经济开发公司”。公司下设四个事业部——种植事业部（木耳、蘑菇、药材）、养殖事业部（林蛙、蜜蜂、森林猪）、旅游事业部（民宿、生态体验）、加工事业部（山产品深加工）。
每个下岗职工，合作社提供三种选择：第一，入股合作社，成为股东，参与分红；第二，承包山林，自主经营，合作社提供技术支持和产品收购；第三，在合作社就业，按月领工资。
方案送到林场，刘场长看后，激动得手都抖了：“陈顾问，你这是救了林场啊！我马上组织职工开会，宣传这个方案！”
但事情没想象的顺利。
第一次职工大会，在林场大礼堂召开。能容纳五百人的礼堂挤得水泄不透，连走廊都站满了人。
刘场长先讲话，介绍了改制政策和合作社的接收方案。话还没说完，
“入股？我们哪有钱入股？工龄买断那点钱，还不够给孩子交学费的！”
“承包山林？我们就会砍树，哪会经营啊？”
“去合作社上班？一个月给多少钱？能有在林场稳定吗？”
质疑声、抱怨声、甚至骂声，乱成一团。一个老工人站起来，脸红脖子粗：“刘场长，我们在林场干了一辈子，现在说不要就不要了？还有没有良心？！”
另一个中年女工哭着说：“我男人去世得早，我一个人带孩子，就指着林场这份工作。下岗了，我们娘俩怎么活啊？”
场面一度失控。刘场长解释得口干舌燥，但没人听。
陈阳站起来，走到台前。他没有用话筒，而是大声说：“各位工友，大家静一静！听我说几句！”
嘈杂声渐渐小了。所有人都看着这个“外面来的老板”。
“我叫陈阳，是兴安岭合作社的负责人。我也是从穷日子过来的，知道没饭吃的滋味。所以今天我来，不是来施舍，是来给大家找一条活路！”
他顿了顿，继续说：“我知道，大家舍不得林场。在这里干了几十年，有感情。但时代变了，国家要保护森林，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砍树了。这不是林场的错，不是刘场长的错，是咱们国家发展的需要。”
台下安静了。很多人低下头，抹眼泪。
“但是！”陈阳提高声音，“不砍树，不等于没活路！咱们林场的宝贝，不止是树！山上的蘑菇、木耳、蕨菜，林子的动物，林下的药材，还有咱们这儿的空气、风景，都是宝贝！以前咱们守着金山要饭吃，现在，咱们要换个活法！”
他拿起方案：“这份方案，是我和合作社的同志们花了几天几夜做出来的。我们算过账，如果搞得好，一个职工承包十亩山林，种木耳、养林蛙，一年收入不会低于两万元！比在林场工资高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