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老李，仇恨不能忘记，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。”赵刚冷静地说，“如果通过这个渠道，能绕开巴统封锁，获得一些我们急需、而苏联又不愿给的中档技术设备，或者能促成几位关键领域的专家回国，那对我们突破技术瓶颈是有利的。关键在于控制风险：第一，只限于民用、非核心技术；第二，交易必须纯粹商业化，避免政治附加条件；第三，信息必须严格保密，绝不能影响我们与苏联的关系大局，也不能让国内产生误解。”
李云龙琢磨了一会儿，勉强点头：“理是这么个理。可这分寸太难拿捏了！跟美国人打交道，就像在刀尖上跳舞。得找个绝对可靠、又精明透顶的人来把握。”
“陈明同志经验丰富，中央信得过。”赵刚说，“我们会给他明确的指导原则。同时，我们这边也要做好准备。如果真有设备进来，怎么接收、怎么使用、怎么消化，都要有预案。人才引进更是如此，回来的专家怎么安排，既能发挥所长，又要确保安全。”
于是，一条极其隐秘、风险与机遇并存的“上海渠道”开始小心翼翼地运作起来。陈明与安德森的会面频率略有增加，谈话内容也逐渐从风花雪月转向了稍显具体的工业话题。中方“不经意”地流露出对某些型号的通用机床、材料测试设备、以及化工流程控制仪表的兴趣。美方则“热心”地提供了一些产品目录和模糊的报价信息，但始终强调“商业合规”和“最终用户保证”。
几乎与此同时，通过香港霍东的渠道，也传来了类似的信息：有欧洲（主要是西德和瑞士）的中小型设备制造商，愿意通过香港的代理公司，向中国出口一些“非战略”的工业设备，甚至愿意提供有限的技术培训。
赵刚意识到，这或许不仅仅是巧合。可能是美国在背后协调，试图通过多边、民间的形式，松动对华技术封锁，同时观察中国的反应。他将这些情况并报中央。
中央的回复指示明确而富有弹性：“在确保政治安全、经济独立的前提下，可以谨慎探索利用国际市场上一切可能的技术资源。对于真正有利于我国建设、且不附带政治条件的民间商业合作，可持积极态度。具体事宜，由东北领导小组会同外贸部门，制定严密方案，稳妥操作。”
有了尚方宝剑，赵刚和李云龙开始着手建立一套应对机制。在沈阳，他们指定了一个由绝对可靠的技术专家和外贸干部组成的小型“外部技术信息评估小组”，负责甄别从上海、香港等渠道传来的技术信息和商业机会，评估其真实性、可用性、风险性和代价。在接收环节，则计划利用大连港的某些特定码头和仓库，进行严格的隔离检查和技术处理。
“咱们这是要学当年的地下工作，”李云龙自嘲道，“只不过斗争的对象从特务变成了机器图纸，战场从城市弄堂变成了国际贸易市场。”
上海“窗口”吹来的微风，夹杂着资本主义世界的商业气息和战略试探，为正在自力更生道路上艰难跋涉的东北工业，带来了一丝异样的、充满不确定性的外部变量。如何在这微风中辨明方向，甚至借力前行，而不被其裹挟或迷惑，成了摆在赵刚和李云龙面前的又一道新考题。
吉林省长春市。
第一汽车制造厂总装线上，最后一颗螺丝被拧紧。一辆墨绿色的、车头镶着闪亮银饰、造型敦实大气的卡车，缓缓驶下生产线。广场上，成千上万的工人、技术人员、干部、家属，以及从北京和全国各地赶来的代表，爆发出经久不息的、海啸般的欢呼声。许多人热泪盈眶。
中国第一辆自行制造的汽车——“解放”牌CA10型载重汽车，诞生了。
这一刻，距离首长题写“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”仅仅三年。三年间，在长春市西南郊的荒原上，一座占地数百公顷、建筑面积数十万平方米的现代化汽车城拔地而起。这是苏联援建的“156项”重点工程中最早建成投产的项目之一，也是新中国汽车工业从无到有的里程碑。
然而，这一荣耀诞生的背后，是无数不为人知的艰难、曲折、争吵与汗水。作为国家重点工程，一汽的建设自然由中央直接抓总，但作为东北工业建设的负责人，赵刚和李云龙深度参与了一汽建设全过程的协调与保障工作，亲身经历了这个“共和国长子”在孕育和诞生过程中的所有阵痛。
阵痛之一：极端匮乏下的“大会战”。 一汽建设所需的物资数量惊人，规格要求高。数万吨钢材、水泥、木材，上千台套设备，数万名建设者……在建国初期百废待兴、资源极度紧张的情况下，调动如此规模的资源，无异于一场全国性的“大会战”。赵刚和李云龙成了这场会战在东北地区的“前敌指挥”。
钢材型号不对？李云龙跑到鞍钢，盯着生产线，要求按一汽的特殊要求调整配方和工艺，差点跟鞍钢总工程师吵起来。特种水泥供应不上？赵刚亲自协调辽阳水泥厂进行技术攻关，并动用非常储备。铁路运输卡脖子？李云龙直接给铁道部长打电话，要求开辟“一汽专列”绿色通道。建筑工人不足？从东北各地乃至山东、河北紧急征调民工队伍，搭建起绵延数公里的工棚区。
“那段时间，我做梦都在调拨物资，协调车辆。”李云龙后来回忆道，“比打仗时候调度弹药还紧张！打仗弹药消耗了就算了，这可都是钱，是老百姓的汗水，不能浪费，更不能耽误工期！”
阵痛之二：中外磨合的“交响曲”与“变奏曲”。 一汽是完全按照苏联提供的全套设计图纸和技术标准建设的，苏方派出了庞大的专家团。如何与这些骄傲的“老大哥”专家合作，成为巨大挑战。
苏联专家工作严谨，要求严格，有时甚至显得刻板和不近人情。他们对中方施工队伍的技术水平、管理方式最初颇多微词，坚持必须严格按照图纸施工，差一毫米都不行。而中方建设者则在实践中发现，有些苏联设计不完全符合中国的地理气候条件或材料特性，需要调整。矛盾时有发生。
赵刚的原则是：尊重科学，坚持原则，友好协商，以我为主。对于涉及安全、质量的核心标准，坚决按苏方要求执行，并以此为契机，建立严格的工程质量管理体系。对于确属设计不合理的部分，则组织中方技术人员仔细论证，拿出修改方案，与苏方专家平等沟通，据理力争。有时争得面红耳赤，但一旦苏方专家被数据说服，往往也能接受修改。
李云龙则更“野”一些。有一次，因为一个厂房基础施工方案与苏方专家僵持不下，眼看要耽误进度，他直接拉着那位固执的苏联老头跑到工地，指着现场说：“专家同志，您看这土质，跟你们莫斯科的冻土一样吗？照您那图纸挖，一下雨就得塌！我们工人的命不是命？按我们的经验改一改，既安全又快，为什么不行？”苏联专家实地勘察后，最终勉强同意了中方的修改意见。
这种磨合是痛苦的，但也是有益的。它迫使中方建设者不仅要知其然，还要知其所以然，在学习和执行苏联标准的同时，也开始思考如何将其中国化。
阵痛之三：技术消化与人才“断奶”。 一汽不仅是工厂，更是一座技术大学。苏方提供了图纸和设备，但要让成千上万名来自农村或转业军人的新工人掌握汽车制造技术，是更大的难题。
赵刚高度重视人才培养。他推动在一汽建设的同时，就同步建设了技工学校、业余大学，并选派大量青年工人和技术员到苏联汽车厂实习。他提出“边基建、边安装、边生产、边培训”的方针，要求每一批设备安装，都要有中方技术人员和工人全程参与，不仅要学会操作，还要力争弄懂原理和维护。
然而，当第一批苏联提供的冲压模具运抵时，还是给了中方一个下马威。这些模具精密复杂，安装调试要求极高，稍有偏差，冲压出的车身覆盖件就会报废。苏方专家手把手教，中方技术人员如饥似渴地学，但最初独立操作时，废品率依然高得吓人。原材料（优质薄钢板）的浪费让李云龙心疼得直跺脚。
“交学费！这是在交学费！”赵刚虽然也心疼，但更加冷静，“不自己动手，不经历失败，永远学不会真本事。告诉工人同志们，不要怕出错，关键是找出错的原因！把每一个废品都当成教材！”
正是经历了这些阵痛，当第一辆全部由中国人自己装配的“解放”卡车下线时，那份喜悦和自豪才如此刻骨铭心。它不仅仅是一辆汽车，它象征着新中国在工业化道路上，依靠自身努力和外部援助（尽管不完全顺畅），迈出的坚实而充满希望的第一步。
一汽的投产，如同在东北工业版图上点亮了一颗璀璨的明星。它带来的不仅是汽车产品，更是一整套现代化的企业管理理念、质量控制体系、大批训练有素的技术工人，以及对相关产业（如钢铁、橡胶、玻璃、电子）的巨大拉动作用。
赵刚在一汽投产庆祝大会上的讲话，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：“‘解放’牌卡车的诞生，证明了中国人民有志气、有能力建设自己的现代工业。它是一汽工人的光荣，也是所有参与和支持一汽建设的全国人民的共同光荣！但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。我们要让‘解放’跑遍全国，还要造出更多更好的汽车，更要在一汽的经验基础上，培养出我们自己的汽车设计队伍，总有一天，我们要造出完全属于中国人自己的、世界一流的汽车！”
一汽的成功，极大地鼓舞了东北乃至全国工业战线的士气。它像一盏明灯，照亮了后续众多苏联援建项目（如哈尔滨锅炉厂、哈尔滨电机厂、哈尔滨汽轮机厂、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、沈阳第一机床厂改建等）的建设道路，也让赵刚和李云龙对如何组织实施大型现代化工业项目，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和更强的信心。
然而，“共和国长子”的光环之下，挑战远未结束。大规模量产后的质量控制、供应链的稳定、产品的持续改进、以及更重要的——自主设计研发能力的从零建立，这些更深层次的考验，才刚刚开始。与此同时，其他工业领域的攻坚战，也进入了最吃劲的阶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