圣辉城地下第七区，新设立的“战时扫盲学校”第三班。教室是由旧仓库改造的，墙壁上还留着“严禁烟火”的褪色标语。三十多个成年人挤在粗糙的长凳上——有刚从前线轮换下来的伤兵，有从周边村庄逃难来的农民，有在工厂连续工作十二小时后还坚持来的女工。他们手上大多缠着绷带或生着冻疮，握着铅笔的姿势笨拙得像握着锄头。
黑板上写着今天教的五个字：“民”、“主”、“劳”、“动”、“权”。
教课的是个独臂的老兵，叫老陈。他用仅剩的右手捏着粉笔，在黑板上画着笔顺：“‘民’字，先写横折，再竖提，注意这一勾要带出力气。为什么先教这个字？因为我们现在做的事，就是为了让‘民’不再是草芥。”
台下，一个四十多岁的农妇盯着黑板，嘴唇无声地嚅动。她叫王婶，丈夫死在铁砧堡战役，儿子还在海岸防线。三天前，她因为看不懂配给站的公告牌，少领了半斤豆子，在食堂外偷偷哭了一场。今天，她悄悄问邻居孩子“民”字怎么写，那孩子随口教了，她就在手心划了一整天，直到茧子上留下淡淡的铅笔痕。
“我知道你们累。”老陈放下粉笔，扫视着台下那些疲惫但专注的脸，“白天要干活，要打仗，要躲轰炸，晚上还要来这里，学这些看起来‘没用’的东西。有人会说：认字能挡子弹吗？能填饱肚子吗？”
教室里很安静，只有通风管道低沉的嗡鸣。
“我告诉你们，”老陈的声音提高了些，“在德雷蒙德拉贡战役前，我们连队收到命令，要坚守东侧山坡二十四小时，等待援军。命令是文书用无线电口述的，但传令兵在路上被流弹打中，只记得‘东侧’和‘二十四小时’。结果我们连守错了山头，等发现时已经晚了十二小时。那一夜，我们连死了三十七个人。”
他顿了顿，左臂的空袖子在昏暗的灯光下微微晃动。
“如果当时阵地上有一个人识字，如果命令是写在纸上送来的，哪怕沾着血，至少能看清楚每个字。那三十七个人，可能现在还活着。”
台下有人低下头，有人攥紧了拳头。
“识字不能挡子弹，”老陈继续说，“但能让你知道子弹从哪里来，为什么来，该往哪里躲。能让你看懂配给公告，知道自己该领多少粮食，而不是被克扣了还傻傻地说谢谢。能让你读会议记录，知道那些坐在办公室里的人，到底在替你们决定什么。”
他转身，在黑板上“主”字
“最重要的是，能让你知道，你是什么。”
“在黑金时代，我们是‘劳动力’，是‘人口资源’，是统计表上的数字。在西格玛那边，我们是‘臣民’，是‘子民’，是领主财产的一部分。在GBS眼里，我们是‘基因样本’，是‘可优化材料’。”
粉笔敲在黑板上，“主”字被圈了起来。
“现在，北境说：我们是‘人民’，是国家的主人。”老陈的声音有些发颤，“但‘主人’不是谁赐给我们的头衔。是你得认识这个字，理解这个字，然后——用这个字要求的眼睛去看世界，用这个字要求的脑袋去思考，用这个字要求的嘴巴去说话。”
“否则，‘主人’就永远只是写在标语上的两个字，和你们没关系。”
教室里沉默了很久。然后，王婶第一个举起手——动作很生疏，像是第一次做这个手势。
“老师，”她小声问，“那‘劳动权’的‘权’字……怎么写？”
老陈笑了，眼角的皱纹像干涸土地上的裂缝。“来，我教你。这个字很复杂，但很重要。因为它说的不是‘权力’，是‘权利’——是你本来就该有的东西，不是谁施舍给你的。”
铅笔在粗纸上划出沙沙的声响。三十多个成年人，在战争的间隙，在废墟的深处，笨拙地学习着如何成为“主人”。
而在仓库二楼的观察室里，张天卿和阿特琉斯正透过单向玻璃看着这一切。
二、主人的条件
“你知道我为什么坚持要推行扫盲吗？”张天卿忽然问，声音很轻，像是怕打扰楼下的课堂。
阿特琉斯靠在墙上，胸前的伤还在隐隐作痛。他手里拿着一份报告——关于圣辉城粮食储备只够维持二十三天的预警。“因为我们需要更多技术工人？需要士兵能看懂作战手册？需要民众理解政策？”
“那些都是理由，”张天卿转过身，冰蓝色的眼眸在昏暗的光线中显得格外深邃，“但不是根本原因。”
他走到观察窗前，看着台下那个农妇正一笔一划地写着“权”字，手在发抖，但写得很认真。
“我们是从政治上翻身了，”张天卿说，“推翻了黑金，赶走了西格玛，现在又在和GBS拼命。我们从跪着变成站着了。但这不够。”
他顿了顿，似乎在寻找合适的词：
“跪着的人突然站起来，第一反应往往是茫然——该往哪里走？该怎么走？然后，他们会本能地看向那些曾经站着的人，或者那些看起来知道怎么站的人。于是，新的长官出现了，新的老爷换了个名头又回来了。革命变成轮替，解放变成换主。”
阿特琉斯沉默。他知道张天卿在说什么——最近已经有迹象了。一些在早期战斗中立功的军官，开始享受特殊配给；几个负责物资分配的官员，家里忽然多了稀缺的药品和罐头；还有那些自发组织的“市民委员会”，成员逐渐固定为几个能说会道的人，普通民众的声音反而被边缘化。
“识字，”张天卿继续说，“是我们给每个人发的一把尺子。”
“一把尺子？”
“对。一把能丈量世界的尺子。”张天卿的手指轻轻敲着玻璃，“你能看懂文件，就能判断那个官员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。你能读会议记录，就能知道自己的利益有没有被代表。你能写自己的名字，就能在选票上——如果我们将来能有选票的话——画出真正的选择，而不是被人在耳边说‘选这个，他给咱们发粮食’。”
他看向阿特琉斯，眼中金色的火焰在跳动：
“这会节省很多麻烦。一个识字的农民，如果发现分给他的土地面积不对，他会拿着地契和测量标准来和你理论，而不是聚众闹事或者忍气吞声。一个识字的工人，如果发现生产指标不合理，他能看懂数据，提出具体的修改建议，而不是消极怠工或者在背后骂街。”
“更重要的是，”张天卿的声音压低了些，“这会让他们‘当主人’当得实在。不是名义上的主人，是真正能行使权利、承担责任的主人。他们会争吵——为怎么分地争吵，为工厂管理争吵，为学校教什么争吵。争吵很烦人，很没效率，但那是活着的政治。沉默的顺从才是死的政治。”
阿特琉斯苦笑了：“我们现在最缺的就是效率。GBS的威胁还在，粮食不够，药品短缺，每天都有士兵因为伤口感染死去。在这种时候投入资源搞扫盲，很多人会觉得……不合时宜。”
“恰恰相反，”张天卿摇头，“现在最合适。因为人在绝境中学习的东西，记得最牢。当一个人饿着肚子、冒着轰炸来学认字，他会真正明白这些字的重量。他知道‘民’字不是轻飘飘的口号，是配给站前排队时脚下的冻土。他知道‘主’字不是墙上的标语，是决定明天能不能多领一把米的选择权。”
楼下的课堂里，老陈正在带领大家读简单的句子：“我们是国家的主人。”
声音参差不齐，有些人的发音带着浓重的方言，有些人的声音小得像蚊子。但三十多个声音合在一起，在空旷的仓库里形成一种低沉而坚实的共鸣。
张天卿听着那声音，继续说：
“而且，识字会让他们更有个性。是的，个性——这个词在黑金时代是贬义词，意味着‘不稳定因素’‘需要矫正的偏差’。但我们需要个性。一个只会服从命令的士兵，最多是个好武器。但一个能思考、能判断、有时甚至敢质疑命令的士兵，才可能成为真正的战士。”
“同样，一个只会重复上级指示的工人，最多是个合格的零件。但一个能发现问题、提出改进、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创造的工人，才是重建这个国家需要的建设者。”
他转过身，直视阿特琉斯：
“GBS想把所有人变成功能固定的工具。我们要做相反的事——给每个人打开尽可能多的可能性，哪怕那意味着混乱、低效、和无数让人头疼的‘自我发挥’。”
阿特琉斯沉默了许久。他想起H——那个被“蜂巢”改造得几乎失去自我、最终却在背叛与死亡的夹缝中，用一句“谢谢”找回了些许人性的女人。如果她从小有机会识字、读书、思考，如果她不是被当作武器培养，她的人生会不会不同？
“但时间不够，”阿特琉斯最终说，“扫盲需要时间，而敌人不会等我们。”
“那就边打边学，”张天卿说，“就像我们现在做的。在战壕里教士兵认字，在工厂休息时间教工人算术，在防空洞里给孩子们读故事——哪怕那些故事是讲怎么包扎伤口、怎么识别毒气的。”
他走到桌边，拿起一份刚送来的报告。是关于那些从GBS母舰救出的“原型”的初步评估。
“说到时间，”张天卿的声音沉了下来，“医疗组那边的报告看了吗？”
三、原型的困境
阿特琉斯接过报告。厚厚的一叠，大部分是数据和医学术语，但结论很明确：那些被救出的“原型”，生理结构已经高度特化，无法适应正常人类的环境。
“γ-7系列，深海矿工原型，”阿特琉斯念着摘要，“肺部结构已改造为鳃状，能直接过滤水中的氧气，但在空气中会迅速衰竭。皮肤有抗压和保温层，但在标准大气压下会因压力差而破裂。他们……只能活在高压深海环境，或者特制的培养液里。”
“ε-3系列，大气层外建筑工，”张天卿接道，“肌肉密度是常人的三倍，骨骼强化，但循环系统脆弱，无法长期承受重力。他们的心脏是为了零重力环境设计的，在地面会超负荷工作，最多活六个月。”
报告一页页翻过。每个系列的“原型”都是一个悲剧——他们被设计得太“完美”了，完美到只能存在于特定环境、执行特定任务。离开了那些环境，他们的身体就是精致的刑具，时刻折磨着他们。
“最麻烦的是神经系统，”阿特琉斯翻到最后一章，“很多原型的大脑被修剪过。数据处理员的愉悦中枢与逻辑运算区直连，他们只会在‘完成计算任务’时感到快乐。深海矿工的恐惧反应被抑制，危险预警系统直接连接到运动中枢——遇到威胁时不是害怕，是自动规避。”
“没有恐惧，也没有勇气，”张天卿低声说，“没有迷茫，也没有选择。只有功能。”
两人沉默了。窗外，扫盲班下课了，学员们陆续走出仓库。王婶走在最后，手里紧紧攥着写满字的草纸，像攥着什么宝贝。
“医疗组的建议是什么？”张天卿问。
“分成三类处理。”阿特琉斯念道，“第一类，生理结构相对接近正常人、大脑修剪较少的，尝试进行有限度的‘社会化训练’，看能否融入社会——但成功率预计低于百分之十。”
“第二类，生理结构特殊但大脑相对完整的，建议建立专门的生活设施，提供适合他们的环境，让他们……平静地度过余生。”
他顿了顿，声音更低了：
“第三类，生理和神经系统都已高度特化、且存在严重痛苦的……建议实施安乐死。医疗组认为，让这些原型继续活着，是不人道的折磨。”
“安乐死。”张天卿重复这个词，语气里听不出情绪。
“他们不是‘人’，从法律上说，”阿特琉斯试图用理性的口吻分析，“他们是GBS制造的产品。我们没有义务……”
“但我们救了他们，”张天卿打断他，“从GBS手里救出来，不是为了再杀死他们。”
“那怎么办？让他们在痛苦中慢慢死去？”
张天卿没有立刻回答。他走到观察窗前，看着空荡荡的教室。黑板上，“民”“主”“劳”“动”“权”五个字还留在那里，粉笔灰在光柱中缓缓飘落。
“老陈今天教这五个字，”他忽然说，“教得很对。‘民’——他们是生命，无论怎么诞生的。‘主’——他们该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。‘劳动’——他们被设计来劳动，但也许能找到别的存在意义。‘权’——最基本的权利，是活着的权利。”
他转过身，眼中金色的火焰在燃烧：
“告诉医疗组：不允许安乐死。对第一类原型，全力尝试社会化。对第二类，不惜代价建造专门设施。对第三类……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