忠伯被收押的当天傍晚，金陵城飘起了细雨。
雨丝细密如针，无声地浸润着青石板路，将沈宅门楣上的白幡打湿，垂落下来，显得愈发凄凉。
宅院内的哭泣声已经平息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死寂般的压抑。
真相的揭露并未带来解脱，反而让这个本就笼罩在死亡阴影下的家，陷入了更深的、难以言说的痛苦漩涡。
张子麟回到大理寺时，已是华灯初上。
他没有直接回值房，而是在廊下站了片刻，任由冰凉的雨丝拂面。
忠伯那张老泪纵横、却又带着扭曲平静的脸，沈万银得知真相时那震惊、茫然、继而爆发的歇斯底里与嚎啕大哭，还有沈夫人那得知凶手竟是伺候了沈家四十余年的老管家时，那种信仰崩塌般的空洞眼神……一幕幕在他眼前晃动。
“忠伯……小人认罪。”
“小人不能让沈家毁在兄弟相残上……老主人的心血不能完啊！”
那嘶哑绝望的声音，如同烙印，灼烧着他的耳膜。
一个仆人，为了履行对旧主的忠诚承诺，为了保全一个他认为即将因内斗而覆灭的家族，不惜以身试法，布下精巧诡计，杀害了他伺候了半辈子的少主人。
这其中的是非对错，情与法的纠葛，让惯见世间百态的张子麟，也感到心头沉甸甸的，如同压了一块浸水的巨石。
他深吸了一口带着湿冷雨意的空气，摇了摇头，将那些纷乱的情绪强行压下。
身为刑官，他的职责是查明真相，将凶手绳之以法。
至于背后的情由、人性的挣扎，可以唏嘘，可以思考，却不能影响律法的执行。
国法无情，这便是穿上这身官袍必须承担的重担。
他走进值房，点亮油灯。
橘黄的光晕驱散了一室昏暗，也稍稍驱散了他心头的寒意。
案几上堆放着沈万金一案的全部卷宗，等待着他做最后的梳理、定谳。
他需要将忠伯的供词、作案手法的推演、相关人等的证言、以及现场勘查的所有细节，一一整理成文，形成无可辩驳的完整证据链。
这注定是一个需要高度专注的夜晚。
他挽起袖子，磨墨展纸，开始伏案疾书。
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，在寂静的值房里显得格外清晰。
他将自己沉浸在这份需要极致严谨的工作中，试图用理性和逻辑，来平复心中那难以言喻的复杂情感。
“……凶犯沈忠，于弘治五年三月初七夜，亥时三刻许，以安神汤为由进入事主沈万金书房，伺机制造异响，诱使事主离开书案至门边查看，趁其不备，以书房裁纸刀自后刺入事主心脉，致其当场毙命。随后，凶犯将尸身扶回椅中，伪造伏案姿态，点燃烛台，调整至预先设定之角度，利用房内铜镜反射光影，于门扉窗纸制造事主仍在之假象，意图混淆死亡时间，误导勘查……”
他写得很慢，每一个字都斟酌再三，务求准确。
写到忠伯动机时，他顿了顿笔，墨滴在纸上洇开一小点。
最终，他写道：“……凶犯自陈，因感念旧主恩德，忧心沈氏兄弟阋墙将致家业崩毁、血脉断绝，有负旧主临终托付，遂起意杀兄以绝争端，护次子沈万银并保沈氏家业延续。”
写到这里，他仿佛又看到忠伯那绝望而坚定的眼神。一个“忠”字，何以至此？
摇了摇头，他继续书写结案陈词，依据《大明律》拟定刑名。
故意杀人，证据确凿，依律当斩。
这是无可更改的铁律。
不知过了多久，门外传来更夫敲响三更的梆子声。
张子麟终于搁下笔，揉了揉酸涩的眼睛和发僵的手腕。
案上的卷宗已经整理完毕，厚厚一摞，只待明日用印呈报。
他靠在椅背上，长长地吐出一口浊气。
疲惫感如潮水般涌来，不仅仅是身体的劳累，更有心神的消耗。
他起身，走到窗边，推开一条缝隙。
夜雨不知何时已停，庭院里湿漉漉的，空气中弥漫着泥土和草木的清新气息，一轮朦胧的弯月在云隙间时隐时现。
值房内，烛火静静燃烧。
对面那张空置的椅子，在光影中投下沉默的轮廓。
就在这时，值房的门被轻轻叩响。
“大人，有您的书信，京城来的，刚送到。”是今夜值守的老衙役的声音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、与平日不同的轻微激动。
京城来的信？张子麟心中一动。
他快步走过去，打开房门。
老衙役恭敬地递上一封厚厚的信函，信封是常见的靛蓝绫边宣纸，封口处用朱红火漆牢牢封缄，火漆上的印记不甚清晰，但信函上的字迹。
张子麟的目光一触到那熟悉的、飘逸中带着劲骨的笔迹，心脏便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跳动。
是李清时的字！
清时写的书信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