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你记得倒清楚。”
“如何能不记得。”李清时呵出一团白气，“我来时刚好二十，如今也快而立了。”
张子麟算了算：“我是二十有六来的，今年二十八了。”他顿了顿，“人生有几个九年？”
雪落无声。
时光飞逝。
张子麟和李清时，依旧每日点卯阅卷。
正月十五上元节，金陵灯市如昼。
张子麟告假半日，携家人观灯。
秦淮河两岸灯火璀璨，画舫笙歌不绝。
谷云裳怕人多挤着，只在桥头远远看。
两个孩子一人提一盏小鱼灯，兴奋得小脸通红。
“爹爹看！龙灯！”长安指着远处。
一条数十丈长的金龙灯正蜿蜒而过，鳞片熠熠生辉，龙首高昂，仿佛要腾空而去。
观者欢呼如潮。
张子麟望着那龙灯，忽然想起自己初到大理寺那年，也来看过灯。
那时他还是个青涩的刑官，满心想着要扫尽天下不平事。
九年过去，他明白了扫不尽——但只要一盏灯亮着，就能照见一方黑暗。
二月二，龙抬头。
吏部的文书终于到了。
没有明确去向，只说“另有任用，静候调令”。
大理寺卿亲自找张子麟谈话，透露可能是回京师刑部，也可能是外放某地按察副使，或知州知府。
“以你的资历，放个按察副使，或知州知府，绰绰有余。”寺卿拍着他的肩，“这几年，辛苦你了。”
张子麟躬身：“下官分内之事。”
最后的半个月，他格外平静。
每日依旧复核案件，批注公文，与李清时讨论律例。
有新任的寺丞、寺正来请教，他耐心解答；有棘手的旧案，他细心梳理。
仿佛这不是最后任期，而是寻常一日。
二月十五，他照旧来大理寺点卯。
那日天气晴好，春意已爬上枝头。
老槐树萌了新芽，点点嫩绿缀在苍劲的枝干上。
张子麟将值房收拾整齐，因为没有几天，他就要离开这里了，去哪儿不知道，任何职也不知道。
案上的笔墨纸砚归置有序，书架上的卷宗按年份码好，那套用了九年的青瓷茶具洗净倒扣。
最后，他从抽屉深处取出一个木匣——里面是这些年来他亲手整理的《疑案辨析条列》，记录了上百桩案件的疑点与破解之法。
他把它放在案头，留给接任者。
李清时推门进来，手中捧着两杯茶：“东西都收拾好了。”
“差不多了。”张子麟说，“书太多，只拣要紧的带了六箱。其余的，存在大理寺的库房里，等以后安定下来，再让人运去。”
两人对坐，无言饮茶。
阳光从窗格斜射进来，尘埃在光柱中缓缓浮动。
远处传来衙役的报时声，浑厚悠长。
“这三年，多谢子麟兄指点。”李清时郑重拱手。
“彼此成全。”张子麟还礼，“往后，你就是这间值房的主人了。记住，刑官手中一支笔，重如千钧。”
“谨记教诲。”稍微一停，接着道：“但我可能也要离开，毕竟你不在了，我在这里很是无趣，想换个地方，最好能和你一起，但我知道这不可能。”
“去何地方？”
“还不知道。”
都不知道。
要去何方。
“唉！各自保重吧！”
说着，相互忙了起来，开始新的一天公务。
酉时正刻，张子麟脱下官服，换回常服。
深蓝色的棉袍，已经洗得有些发白，袖口处有谷云裳绣的云纹。
他看了一眼这间待了九年的值房——桌椅、书架、窗棂、地砖，每一样都熟悉得像自己的掌纹。
过几天，就要离开了。
有些不舍，但更多的是期待，对未来的憧憬。
他不能待在一个地方，他要走出去看看，走向更广阔的天地，站上更高的舞台。
走出房门。
走到老槐树下时驻足。
九年了，他在这树下喝过茶，读过卷，沉思过，也困惑过。
树皮粗糙的纹路里，藏着多少无声的见证。
他伸手拍了拍树干，转身走向大理寺正门。
门外，张福已备好马车。
张子麟没有立刻上车。
他回身，仰头望向那块匾额。“大理寺”三个金字，在春日阳光下，熠熠生辉。
弘治元年秋，他曾在这里平反一桩冤狱，老妇跪地叩谢，额头磕出血印。
弘治三年冬，他顶住压力驳回了某权贵亲戚的减刑请托，遭人暗中威胁。
弘治六年夏，他与李清时彻夜不眠，终于从一堆旧账册中找出关键证据，让一桩侵吞赈粮案水落石出。
九年光阴，几百桩案件，无数面孔——含冤的，狡诈的，悔恨的，感恩的——如走马灯般在眼前掠过。最后定格的，是王氏递来荷包时那双粗糙却干净的手。
“麟儿，天快黑了。”二叔张福轻声提醒。
张子麟颔首，看了一眼这座青瓦官衙。
然后他转身上车。
张福驾驶着马车，车辘辘启动，驶过金陵城的街巷。
经过夫子庙，经过贡院，经过秦淮河。
河水在春日下泛着粼粼波光，画舫上传出隐约的琵琶声，咿咿呀呀，唱着一座古城的千年往事。
马车穿过城门，驶向家的方向。
远方青山隐隐，春草初生。
过往九年之悟，悟的不仅是律法深浅、人心明暗，更是明白了这一条路——这一条在深渊边缘筑栏杆的路，注定要一直走下去。
而他该去哪里呢？
不知道。
春风拂过田野，新一年的耕作已经开始。
而在律法与公义的土地上，总有人荷锄而行，除草培苗，岁岁年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