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顿了顿，继续道：“补偿七成，是经测算而定。若全补，基金压力过大，保费需大幅提高，恐无人愿缴；若补太少，又无济于事。七成是个平衡——能让遇险者保住家底，又不致基金过快耗尽。至于防腐败，契约规定：五人委员会由船东公选，一年一换，不得连任；重大决议需三十八家过半数同意；钱庄、讼师皆可监督。”
章程渐趋完善，但仍有船东犹豫。
沈万川见状，从怀中掏出一本账册：“老夫知道，空口无凭。这是我请金掌柜算的一笔账：假设基金运行五年，共有船千次出航，按往年的海损率，约莫会有十次大损，三十次小损。总补偿支出约八万贯。而收取的互助金，按千分之五算，五年可收十二万贯。基金不仅足够补偿，还有盈余可生息。即便某年海损特多，也有基础金垫底。”
他翻到另一页：“更重要的是，有了这基金，船东们敢于装载更多货物，敢于探索新航线。据估算，海贸规模可因此增三成，诸位获利远高于那千分之五的支出。”
数字最有说服力。船东们传阅账册，开始认真思考。
辽东金大升第一个表态：“我加入。这些年见过太多惨事，是该有个倚靠了。”
林娘子沉吟片刻：“妾身也愿试。不过契约需增一条：遇险补偿，优先给船工抚恤。船东可东山再起，船工家人却可能无依无靠。”
“林娘子仁德！”沈万川当即允诺，“此条当入契约。”
有人带头，附和者渐多。至午时，三十八家中已有二十六家表态加入。余下十二家尚在犹豫，沈万川也不强求：“基金本属自愿。诸位可观望一阵，何时愿加入都行。”
当日下午，会馆开始办理入会手续。
金算盘在偏厅设了账桌，船东们依次缴纳五百贯基础金，领取盖有会馆大印的《互助契约》。王明法则在一旁解释契约条款，解答疑问。
“契约一式三份，船东、会馆、钱庄各存一份。”
“保费每季结算一次，出航时报备货值，返航后多退少补。”
“遇险需在三十日内申报，查验需时，补偿在核实后六十日内发放。”
手续虽繁，但船东们办得认真。这是关乎身家性命的大事，容不得马虎。
傍晚，首批二十六家船东的手续办妥。沈万川看着金算盘汇总的账册：基础金一万三千贯已存入通宝隆专户。虽然离最初设想的一万九千贯有差距，但已是很好的开端。
“首事，”金算盘推了推眼镜，“钱庄可为基金专设一个账房，每月向会馆报送明细。另，钱庄在扬州、明州、广州皆有分号，船东们在那些港口也可办理保费缴纳，由飞钱（汇票）系统汇总结算。”
“有劳金掌柜。”沈万川拱手，又对王明法道，“王先生，契约还需完善之处，还望费心。”
王明法正色道：“此乃开创之举。在下回洛阳后，会请教刑部、户部的友人，看是否有需调整以合律法之处。不过依在下看，此契约为民间自愿，不违国法，且能促进海贸，朝廷当乐见其成。”
三日后，首批加入基金的船队陆续出航。
码头上，船东们送别时的心情与往日不同。虽仍有担忧，但眉宇间多了几分底气。他们知道，即便最坏的情况发生，家人也不至于流落街头。
沈万川站在会馆二楼的廊台上，望着潞河上点点白帆。他知道，这互助基金只是雏形，未来还会有很多问题：骗保如何防范？保费如何合理定价？基金如何投资增值？大灾之年如何应对？
但他更知道，这是个开始。就像当年第一个驾船出海的人，不知前路如何，却毅然扬帆。而历史证明，正是这些敢为天下先的尝试，推动着时代前行。
一个月后，首笔理赔发生。
一艘往辽东的货船在渤海遭遇风浪，部分货物落海，损失约三千贯。会馆查验组迅速核实，金算盘从基金中拨出两千一百贯补偿。船东拿到钱时，热泪盈眶——若在以往，这损失足以让他一蹶不振。
消息传开，余下十二家船东中有八家申请加入。互助基金的规模扩大到三十四家，基础金达一万七千贯。
又过半月，林娘子的船队从南洋返航，不仅带回丰厚利润，还探索出一条避开季风区的新航线。她在会馆分享航路图时说：“有了基金托底，妾身才敢让船队走这条险路。如今看来，险路反是捷径。”
沈万川将这条新航线标注在海图上。他知道，互助基金的意义正在于此——它不仅是在灾后补偿，更是在灾前给予船东们探索的勇气。
开元八年的夏天，海津镇的互助基金悄然运行。没有张扬，没有轰动，只是船东们之间的一份契约，一笔存款，一份安心。
而在千里之外的洛阳，这份契约的抄本被呈送到户部。官员们研究后，认为这是“民间自发化解风险之良法”，奏报皇帝。司马柬阅后批注：“民间智慧，可善加引导。令市舶司关注，若行之有效，可总结经验，推广至其他行业。”
批注很简短，却意味深长。这意味着，这个诞生于海商会馆的互助基金，不仅得到了官方的默许，更可能成为这个务实时代民间金融创新的一个样本。
海风依旧，潮起潮落。但在潞河入海口，一种新的安全感正在海商们心中生根。他们依然敬畏大海，但不再恐惧；依然谨慎航行，但敢于探索。
这便是开元八年春天，海津镇发生的故事。一个关于风险、关于互助、关于勇气的故事。它或许不会载入史册，但它改变着每一个出海者的命运，也悄然改变着这个帝国海贸的底色。
而当海商们不再独自面对风浪，这片蓝色疆域上的帆影，必将驶向更远的地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