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元九年四月的深夜，洛阳皇宫内书房。
烛台上的九支牛油烛静静燃烧，将宽敞的书房映照得半明半暗。皇帝司马柬身着月白色常服，外罩一件玄色半臂，正坐在紫檀木大案后。案上除文房四宝外，还摆着一个半尺见方的铁匣——匣身黝黑，无任何纹饰，只在正面有一道精巧的铜锁。
这铁匣并非宫中常物，知晓其存在的不过三五人。它不归任何衙门管辖，钥匙只有两把，一把在司马柬手中，另一把在内侍省都知赵忠处。赵忠此刻正垂手侍立在书房角落的阴影里，像一尊沉默的石像。
司马柬从袖中取出一枚小小的铜钥，插入锁孔轻轻转动。咔哒一声，铁匣弹开。匣内整齐叠放着十余封信函，信封皆用寻常的桑皮纸，没有题款，没有火漆，只在角落有个极小的标记——那是用特制墨水写就，需在烛火特定角度下才能看见的数字编号。
他取出编号“丁七”的信函，拆开。信纸也是寻常竹纸，字迹工整但刻意板正，显然是为隐藏笔迹而作。信不长，只有两页：
“臣丁七谨奏：宣州刺史周茂，去岁考课‘中上’，然实情颇有出入。其一，州衙去年翻修，耗钱八千贯，远超规制。工匠多言，木料半数以上以次充好，差价恐入私囊。其二，州学扩建，原报增学子三百，臣暗查学籍，实增不足百人。其三，宣城‘通济渠’疏浚工程，报称用工三千、费钱五千贯，然臣访沿渠乡老，皆言去岁只修了十里，且多是征发民夫，未给工钱。”
信末还有一行小字：“以上诸事，皆有实证可查。周茂与户部仓部郎中钱裕为姻亲，故历年考科皆优。”
司马柬将信纸放在案上，从另一摞文书中翻出宣州去年的考科档案。档案中，周茂的评语是“勤于政事，劝课农桑，兴修水利，增广学堂”，考课等第赫然写着“中上”。附有详细数据：翻修州衙用钱五千贯，增学子三百二十人，疏浚通济渠三十里……
烛火跳动，在皇帝脸上投下摇曳的阴影。他没有动怒，只是将密报与档案并排放在一起，手指在两组截然不同的数据间缓缓移动。
“赵忠。”司马柬轻声唤道。
阴影中的老宦官无声上前，躬身待命。赵忠今年五十有六，侍奉司马柬已三十余年，从东宫伴读到如今内侍省都知，是皇帝最信任的心腹之一。
“宣州的事，你怎么看？”司马柬将密报推向他。
赵忠双手接过，就着烛光细看。他看得很慢，每个字都像要咀嚼一遍。良久，方低声道：“丁七是都察院在江南道最资深的暗桩，跟了周茂三年，所报应不虚。只是……”他顿了顿，“周茂是开元年间的进士，在宣州任刺史已五载，往年考课皆是‘中平’，独去年跃升‘中上’。若真如密报所言，这其中恐怕不止是虚报政绩这般简单。”
司马柬点头：“户部仓部郎中钱裕……朕记得此人。去年漕运粮耗核减，他是有功的。”
“正是。钱裕与周茂不仅是姻亲，还是同科进士。”赵忠声音压得更低，“钱裕去年因漕运之功，本有望升任户部侍郎，后因老母丧丁忧去职。若周茂在宣州的‘政绩’坐实，钱裕复起后，朝中便又多一助力。”
书房内一片寂静。窗外传来巡夜卫士经过的脚步声，整齐而遥远。
司马柬从铁匣中又取出几封信函，都是关于各地官员的密报。有报某太守确实清廉勤政的，有报某县令贪墨手段隐蔽的，有报某将军虚报战功的……这些信息与常规渠道的奏报往往大相径庭，有时相互印证，有时截然相反。
“都察院那边，最近可有异动？”司马柬忽然问。
赵忠从袖中取出一份薄册：“这是上月都察院各道巡察御史的行踪汇总。江南道巡察使刘晏，三月初十抵宣州，停留五日；山南道巡察使张纶，三月十五抵襄州，停留七日……各巡察使行程皆在册，所查案件、所访人员也有记录。”
司马柬接过册子，快速浏览。他的目光在“刘晏”这个名字上停留片刻——此人正是上月延英殿对奏时，那个能说出粮价、孤老、狱讼详情的监察御史。
“刘晏在宣州五日，查了什么？”
“据都察院报，查了宣州去年赋税账目、狱讼卷宗、官仓存粮，并暗访了三个乡的农户。”赵忠顿了顿，“然都察院的正式奏报中，对周茂的评价是‘大体勤勉，小有疏失’，建议考课维持‘中上’。”
烛火啪地爆了个灯花。司马柬嘴角浮起一丝极淡的冷笑：“也就是说，都察院的明察，与暗桩的密报，结论完全相反。”
“是。”赵忠垂首，“要么是刘晏巡察不实，要么是暗桩所报有误。但依老奴看，还有一种可能……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