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元十年三月的太庙偏殿，香火长明。殿内陈设庄严肃穆，北面供奉着司马氏历代先祖的牌位，从高祖司马懿到先帝司马炎，依次排列。牌位前长明灯的火苗在微风中轻轻摇曳，将光影投在青黑色的地砖上，如同岁月无声的流转。
司马柬今日独自一人来到太庙。他未着朝服，只穿一身素色深衣，外罩玄色半臂，头发简单束起，未戴冠冕。屏退了所有内侍，只留自己在偏殿西侧的静室中。这里有一张紫檀长案，案上摆着文房四宝，还有一卷空白的绢帛。
他先向祖先牌位行了三跪九叩大礼，然后才在案前坐下。窗外春雨淅沥，敲打着太庙的琉璃瓦，声音清脆而绵长。这样的天气，这样的地方，最适合沉思那些沉重而遥远的问题。
司马柬展开那卷空白绢帛，提起笔，却迟迟没有落下。他在想一个问题：开元十年了，自己登基已整整十年。十年间，边关渐宁，府库渐盈，教化渐广，似乎一切都向着盛世的方向稳步前进。但然后呢？
他想起杜预夜访时说的那句话：“盛世易生懈怠，需防奢靡潜滋。”也想起自己教导太子时强调的“仁需有断，宽须有边”。这些道理，自己能明白，能践行，但后世子孙呢？他们能否在盛世的光环下保持清醒？能否在权力的顶峰把握分寸？
笔尖终于落下，写下第一行字：“《祖训录》草纲”。
他要为后世子孙留下些什么——不是金银财宝，不是疆土城池，而是治国的经验、为君的准则、避祸的警示。这些才是真正能传之久远的遗产。
第一则：勤政。“天子非享乐之位，乃万机之任。每日寅时起，阅奏章、见臣工、理万机，不可懈怠。一月之中，至少二十日临朝听政，五日与学士讲经论道，五日批阅积案，可休沐五日。休沐日亦需览四方奏报，不可全然放任。”
写到这里，他停下笔。自己这十年来，几乎日日如此。但能要求子孙都这样吗？或许太严苛了。他想了想，在旁边加了一行小字：“若有太子监国，或宰辅贤能，可酌情减量，然每月临朝不得少于十五日，奏章批阅不得假手于人。”
第二则：纳谏。“兼听则明，偏信则暗。朝中当设谏官，许其风闻言事；地方当允百姓上书，直达天听。凡有进谏者，无论对错，不因言获罪。若谏言有益，当赏；若谏言有误，当容。唯谄媚逢迎、诬告陷害者，当惩。”
他想起门下省封驳王浑任命的事，张华的勇气，自己的嘉奖。这应该成为制度，成为惯例。于是又加：“门下封驳之权，乃制衡之要。凡门下封驳者，无论最终是否采纳，皆不得因此贬斥。唯查实其受贿徇私，方可究办。”
第三则：节俭。“宫廷用度，当有定规。天子日常饮食，不过八菜一汤；后宫用度，按品级供给，不得奢靡。宫殿修缮，非危不修；园林扩建，非必需不建。凡有以奇巧玩物进献者，当斥退。”
他想起盐商嫁女妆奁万贯的事，想起洛阳城渐起的宴饮之风。奢靡就像疫病，会从宫廷传到勋贵，从勋贵传到民间。必须在源头遏制。
第四则：慎刑。“人命关天，死不复生。凡死刑案件，必经三司复核，皇帝亲阅。证据存疑者，从轻；可杀可不杀者，不杀。刑罚非为泄愤，乃为惩恶扬善、以儆效尤。”
昨夜审阅死刑案卷的沉重感还在心头。那支朱笔的重量，他比谁都清楚。这重量，应该让后世每一个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都感受到。
第五则：重农。“民以食为天，国以农为本。天子当亲耕籍田，皇后当亲蚕。各州县当设农师，推广良种良法。凡有荒年，开仓赈济；凡有丰年，储粮备荒。土地兼并，当有限制；佃农权益，当有保障。”
他想起了湖州桑田的税制改革，想起了林邑的耐盐稻种交换。农业是帝国的根基，这根基不动摇，一切繁华都是空中楼阁。
第六则：兴教。“教化乃长治久安之基。各州县当设官学，乡村当立社学。寒门子弟有才者，当资助其学。经史子集要读，农桑医算亦要学。蕃国子弟愿学者，当纳之，以播天朝文明。”
北地社学的炭火，太医署的解剖图谱，国子监的蕃学馆……这些都是种子，会在未来开出不同的花。
第七则：慎兵。“兵者凶器，不得已而用之。边关当固守，然不可轻启战端。凡有外患，当先礼后兵；凡有内乱，当先抚后剿。将士有功当赏，有罪当惩，然不可滥杀冒功。”
他想起了安北都护府尉迟德处理胡汉争端的智慧，也想起了讲武堂沙盘上那些年轻的参谋。武力是盾牌，不是刀剑；是防御，不是征服。
第八则：睦邻。“天朝上国，当以德服人，不以力压人。蕃国来朝，当礼待；蕃国有争，当调解；蕃国有难，当援助。海陆商路，当共保畅通；文化技艺，当交流互鉴。”
波斯使节、林邑王子的面容在脑海中浮现。外交不是施舍，也不是威慑，而是建立一种基于互利与尊重的秩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