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元十一年的正月，洛阳城里还弥漫着年节的余韵。太常寺的正堂却早已忙碌起来——再过三个月便是清明祭天大典，按照惯例，祭天礼器需提前数月备制。此刻，太常卿正带着属官，将新绘制的礼器图样呈送到两仪殿。
司马柬端坐御案后，展开那卷工笔细绘的图样。这是按照《周礼·考工记》规制设计的新祭器：青铜大鼎高六尺，鼎身拟刻日月星辰、山川社稷，纹饰繁复到几乎不留空白；玉琮要用和田美玉，每面浮雕五岳图形；漆豆、陶簋皆镶金嵌银，连盛放祭品的托盘都绘着龙凤呈祥。
他一张张看过去，眉头渐渐蹙起。待看到最后一张——那是一只准备用来盛放黍稷的漆盒，盒盖上竟用金丝盘出“万寿无疆”四个篆字——他终于放下图样，抬头看向太常卿。
“这些，都是太常寺设计的？”
太常卿躬身：“回陛下，此乃集数十名大匠、礼官三月之功而成。皆按古礼规制，未敢逾越。”
“古礼规制？”司马柬拿起那张大鼎图样，“朕记得《周礼》有言：‘祭器尚质’。何谓‘质’？朴素质朴之谓也。你这鼎上刻满纹饰，可还有半分‘质’的模样？”
太常卿脸色微变：“陛下，此乃盛世之象。开元以来，国泰民安，正该以华美礼器告慰天地……”
“告慰天地，在心不在器。”司马柬打断他，语气转冷，“朕问你，去年江南水患，朝廷拨了多少赈灾款？”
太常卿一愣：“这……约二十万贯。”
“前年修缮黄河堤防，用了多少？”
“三十万贯。”
司马柬将图样推到他面前：“按这图样打造全套祭器，要多少？”
太常卿额角渗出细汗：“臣……臣估算，约需十五万贯。”
“十五万贯。”司马柬重复这个数字，“够五万农户一年口粮，够修三百里官道，够造十艘海船。而你太常寺，竟要用这么多钱，造一堆华而不实的器物，美其名曰‘告慰天地’？”
殿内寂静无声。几个属官垂下头，不敢看皇帝的脸色。
司马柬站起身，走到殿中悬挂的孔子像前。那是他登基那年命人绘制的，画中的孔子布衣草履，手持简册，神态朴拙。
“礼以载道，器以诚形。”他背对着众人，声音在空旷的大殿里回荡，“祭天祭祖，重的是诚敬之心，不是器物奢俭。若以为用金银堆砌便能得天地庇佑，那与商纣王的玉杯象箸何异？传朕旨意：所有祭器，一律按‘庄重简朴’四字重制。鼎不必过大，纹饰从简；玉琮用寻常青玉即可；漆器禁用金银镶嵌。总开支，不得超过三万贯。”
太常卿还想争辩：“陛下，这……这恐失皇家威仪……”
“皇家威仪不在器物，在德行。”司马柬转身，目光如炬，“若百姓衣不蔽体、食不果腹，朕就是用纯金造鼎，又有何威仪可言？此事不必再议，照办便是。”
众人诺诺而退。司马柬独坐殿中，看着那些被遗落的奢华图样，心中升起一阵烦闷。他想起去年巡视河东时，见过那些灾民破旧的衣衫、期盼的眼神。若他们知道，朝廷一面赈灾，一面却要花巨资打造华美祭器，该作何想？
几乎在同一时刻，千里之外的江南吴县，却正上演着一幕与朝廷旨意背道而驰的闹剧。
吴县文庙的春祭定在正月二十。县令孙淳为了这场祭祀，已筹备了整整三个月。他今年四十有五，在这个中县任上已待了六年，急切盼望政绩卓着，能升迁州府。而主管文教的郡守是个好场面的人，孙淳便想在这春祭上做足文章。
“县尊，这是新制的祭器清单。”主簿呈上一本文册。
孙淳接过细看：青铜爵要鎏金，漆豆要镶贝，连祭祀用的丝绸都要用苏杭最上等的缭绫。他皱眉：“这得花多少钱？”
“约需两千贯。”主簿低声道，“可郡守大人最重礼制，若办得隆重，定能得赏识。况且……”他凑近些，“郡中其他几个县，听说都在暗暗较劲呢。”
孙淳沉吟。两千贯不是小数目，相当于全县一个月的赋税。可想到郡守赞许的目光，想到可能到来的升迁，他一咬牙：“办！不但祭器要华美，仪仗也要增加。去年郡中文庙祭祀用了六十四人仪仗，咱们用九十六人。祭品也要加码，牛羊各增三牲。”
“那钱……”
“从县衙公使钱里支一半，另一半……”孙淳眼中闪过一丝狡黠，“让城中大户‘自愿’捐献。告诉他们，捐得多者，可列名祭典，光耀门楣。”
主簿会意，领命而去。
消息传出，吴县哗然。那些大户虽心疼钱财，却也不敢得罪县令，只得忍痛出钱。可寻常百姓就苦了——公使钱本应用于修桥铺路、赈济孤老，如今却要挪去办祭祀；而县令为了凑足款项，又将原本该减免的几种杂税延期征收。
正月十八，祭祀前两日，一件意外发生了。
吴县有位致仕的老翰林，姓沈，年过七旬，是本地德高望重的乡绅。他听闻县令如此铺张，勃然大怒，当即写了一封弹劾奏章，命家仆快马送往郡守府。不料郡守与孙淳素有往来，将奏章压下不说，还暗中通知了孙淳。
孙淳又惊又怒，却不敢对沈老翰林怎样——毕竟那是当过翰林的人，门生故旧遍及朝野。他思来想去，决定亲自登门“解释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