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保长嘀咕：“清淤……这大冷天的。”
“冷也得干！”赵三爷眼睛一瞪，“等旱情来了，你就是哭也哭不出水！我已经算过了：九个村，每村出二十个壮劳力，三天能把主干渠清完。粮食各村自带，我家出十斤盐，管菜。”
他环视众人：“还有谁有话说？”
保长们互相看看，终于点头。赵三爷在灌区的威信，是五十年一碗水端平攒下来的。他说的话，大家服。
当夜，赵三爷没回家，就在祠堂里对着地图算水。儿子赵大栓陪着他，看父亲用炭笔在纸上写写画画，嘴里念念有词：“王家村二百三十亩麦，需水……李家村一百八十亩，需水……赵家堡自己三百亩……”
“爹，咱们村在最下游，按您这算法，水到咱们这儿可能就不够了。”赵大栓担心道。
“我知道。”赵三爷头也不抬，“所以咱们村的地，浇七成就停。我是渠长，得带头。”
“可村里人……”
“村里人我来解释。”赵三爷放下炭笔，“大栓啊，管水这活儿，看着是管水，其实是管心。水往低处流，人心往私处偏。咱们当渠长的，就得把水端平，把心拢住。今年咱们少吃三成收成，换八个村不闹事、不抢水、不打架——值。”
窗外月色清冷。赵三爷推开祠堂门，走到院里的古井旁。他打上一桶水，用手掬了一捧，就着月光细看。
“水啊水，”老人喃喃自语，“你金贵的时候，比油还金贵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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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日后，京兆府的巡查官员来到泾惠渠灌区。他是工部派下来的年轻员外郎，本以为会看到争水械斗、田地干裂的景象。没想到，九个村庄的劳力正在渠上有序清淤，水车、桔槔都已备在田头。水流虽然比往年细，但分配井然有序——麦田正在灌溉，豆田排着队，菜园还没开始浇水。
他在赵家祠堂见到赵三爷时，老人正在调解一起小纠纷：上游一个村民偷偷堵了邻村的支渠口，被抓住了。
“按渠规，私堵水口，罚做渠工三日，赔偿受损庄稼。”赵三爷判决，“你有意见吗？”
那村民嘟囔：“我就想让我家麦子多喝一口……”
“你家麦子多喝一口，下游就少一口。”赵三爷声音不高，却威严，“今年旱，大家都不容易。但越是不容易，越要守规矩。罚你做渠工，是让你看看，这水是怎么一分一厘算着用的。”
年轻官员在旁听着，忽然开口：“老丈，您这‘渠规’是朝廷定的，还是您自己定的？”
赵三爷这才注意到官员，忙要行礼，被扶住。“回大人，”他说，“渠规是祖辈传下来的，朝廷的《水部令》里也有类似条文。我们不过是把条文变成了土话，让乡亲们听得懂、记得住。”
官员细细询问了分水细则、劳力调配、纠纷调解，越听越感慨。回京述职时，他在奏报中特意写道：“泾惠渠灌区老渠长赵某，虽无官身，然熟知水利，威信服众。司天台预警初下，即按历年经验统筹分水，九村无争。可见抗旱之要，不仅在朝廷预警、官府调粮，更在基层有此等明理尽责之‘渠长’，能将朝廷政令化为乡间可行之规。”
这份奏报送到两仪殿时，司马柬正在看各地旱情汇报。大部分州县都按旨意做了准备，但像泾惠渠这般井然有序的，并不多。
“这个赵渠长，该赏。”皇帝提笔批注，“着京兆府核实，若属实，赐‘义民’匾额，免其家三年赋役。另，令司农寺将此类民间管水经验整理成册，发往各灌区参考。”
批完，他走到窗前。二月下旬的洛阳，已有几分春意。但司天台的预警像一片阴云，悬在帝国上空。
他知道，再精准的预警、再及时的调粮、再周密的政令，最终都要靠千千万万个赵三爷这样的基层人物去落实。这些人没有品级，没有俸禄，有的只是五十年积累的威望、一碗水端平的良心，和对脚下土地的责任。
帝国的治理，宏大处在朝堂，细微处在乡野。而连接这宏大与细微的，正是这些不起眼的“渠长”、“保长”、“里正”。他们或许不识字，但懂得天时地利；或许没读过律法，但坚守乡规民约。
窗外的柳枝已抽出嫩芽。司马柬想起赵三爷那份奏报里的细节：老人让自家村庄少浇三成水，以保全灌区安宁。
“朕在洛阳下一道旨意容易，”皇帝轻声自语，“但要让一个老农心甘情愿少浇三成水，靠的不是旨意，是五十年的威信，是舍小保大的胸怀。”
这一刻，他更加明白：治国如治水，既要疏浚大河，也要呵护细流。而赵三爷们，正是那些在田埂沟渠间，默默呵护细流的人。
春旱还未真正到来，但一场关于水的战役已经打响。从司天台的星象观测，到皇帝的预警圣旨，再到赵三爷的连夜召集，这条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的链条，正在为可能到来的干旱，编织一张细密的防护网。
这张网或许不能完全挡住天灾，但至少，能让这个农耕帝国在灾难面前，少一些慌乱，多一分秩序。而这，正是治理的意义所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