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元十四年的十月，洛阳城秋意已深，宫苑内的梧桐开始大片地落叶，金黄铺地，踩上去沙沙作响。与北方渐入萧瑟不同，此时的岭南广州，依然暑热未消，海风咸湿，市舶司所在的珠江畔码头区，更是帆樯林立，人声鼎沸，来自天竺、波斯、狮子国乃至更遥远大秦的商船与晋朝的海舶交错停泊，装卸货物的号子声、不同语言的讨价还价声、还有海关吏员查验的吆喝声，混杂成帝国南疆最富活力的交响。然而，这繁华背后，却也涌动着不为人知的忧虑与波澜。
这一日，司马柬在武成殿并非举行常朝，而是专门召见了数位自广州、泉州等地匆匆赶来的海商代表。这些商人皆是在南海贸易中颇有声望的巨贾，常年组织船队，载着丝绸、瓷器、漆器、茶叶等物远涉重洋，换回香料、珠宝、犀角、琉璃以及海外奇珍。他们衣着华贵，气质精干，但此刻觐见天颜，眉宇间却难掩长途跋涉的疲惫与一丝挥之不去的愁绪。
召见是经由市舶司和户部层层上报后特批的，缘由是这些海商联名上书，陈诉在南海贸易中遭遇的困境。司马柬高踞御座，耐心听取他们略显激动却又努力维持着礼仪的陈述。为首的广州海商首领姓林，约莫五十岁年纪，面色黝黑，是常年海风吹砺的结果，他操着带有浓重闽粤口音的官话，详细禀告了近年来在一些南洋小国，特别是位于扶南以南、真腊以西的几个岛国和沿岸城邦，贸易环境日趋恶化。
“陛下，”林姓商人躬身道，“小人等往年循固定海路，与这些地方的土王、酋长交易，一向顺畅。彼处盛产胡椒、丁香、檀香、龙脑，我等运去丝绸、瓷器，各取所需，本为互利。然近一二年，其地情势有变。或是新酋上位，苛索无度，大幅提高泊港、交易之税，甚或强行以极低价‘征购’我等紧俏货物；或是当地豪商联合，排挤我晋商，散布谣言，称我货品劣质，唆使土人不得与我交易；更有甚者，竟有海盗疑似受其暗中庇护，专一劫掠我晋商船队，杀人越货，事后却推诿不知。”他声音带着愤懑与无奈，“小人等损失惨重，船货被夺者有之，血本无归者有之，更折损了不少熟练的水手伙计。长此以往，南海一路，恐渐成畏途。”
另一位来自泉州的海商补充道：“陛下，非止税收与排挤。有些小国，近来似乎更倾向于与天竺或波斯商人贸易，认为彼等货物式样更合其喜好，或是在当地有更久经营、盘根错节的关系。我晋商虽竭力维持，然竞争日剧，利润已薄如刀刃。若朝廷再不施以援手，只怕许多商号将难以为继，南海商路凋敝，朝廷市舶税收亦将大损。”
司马柬静静听着，面色沉静。他深知海外贸易的重要性。这不仅是巨额的税收来源，更是彰显帝国富庶、吸引远人、获取海外珍奇物资的重要渠道。海商们冒险泛舟，于国于民皆有贡献，他们的困境，朝廷不能坐视。然而，南洋那些星罗棋布的小国、城邦，并非大晋郡县，天威虽可远播，却难以直接以行政或军事手段干预其内政贸易。他沉吟片刻，缓缓开口：“尔等泛海营生，不畏风涛，为国通货殖，其志可嘉，其劳可悯。所陈诸般艰辛，朕已悉知。南海诸蕃，情况各异，朝廷当审慎处置。”
他给出了明确的指示：“其一，着鸿胪寺会同主客司，整理相关南洋小国之情状档案，由朕择机下敕，或遣使赍诏，予以申饬抚慰，申明大晋愿继续友好通商之旨，敦促其善待晋商，保障贸易公平。此乃外交途径，示之以威，怀之以德。其二，着沿海市舶司，加强对南海商路之情报搜集，及时预警海盗、政局动荡等风险，引导商船规避。其三，海商自身亦当灵活应变，货物种类、交易方式，可依时势调整，勿固守旧例。”
最后，他语气转肃：“然，尔等亦须谨守本分，贸易之中，务必诚信，勿以劣货欺人，勿卷入当地纷争，有损国体。朝廷为尔等主张公道，尔等亦需为大晋增光。”这番话语，既表达了政治支持的意愿，也划定了底线。海商代表们伏地叩谢，心中稍安，知道至少皇帝听到了他们的声音，朝廷不会完全置之不理。
皇帝的旨意和关注，很快通过驿传递达广州。而在南海贸易的最前线，广州市舶司的官员们，早已在林立的码头与喧嚣的货栈之间，开始了他们更具实际操作性的“变通”与引导。
市舶司提举姓韩，是一位年富力强、精通商贸实务的干员。他接到朝廷文书和洛阳海商陈情的概要后，并未急于召集商人们宣布皇帝的旨意——那更多是政治层面的姿态。他首先做的是召集手下几位专责南洋各线贸易的吏员，进行闭门分析。
“林员外他们说的那几个地方，情况确实复杂。”一位专管扶南以西航线的老吏指着海图道，“这个‘盘盘国’，新酋贪暴，提高关税是真，但该国出产的龙涎香和某种稀有染料，品质最佳，利润极高，商人难以割舍。那个‘丹丹国’，本地豪商与天竺人勾结排外，但该国港口水深，是向西前往狮子国的重要补给点，绕不开。”
韩提举手指敲打着桌面：“朝廷敕书交涉，需要时间，且效果难料。我们不能让商人们干等，也不能让他们硬闯风险。得给他们找条当下的活路。”他目光扫过众人，“诸位有何实策？”
另一位年轻吏员想了想，道：“提举，属下以为，可引导商人‘避实就虚’与‘另辟蹊径’。所谓避实就虚，比如盘盘国关税高，但并非所有货物都课以重税。是否可让商人减少那些被课以重税的精美丝绸、瓷器，转而增加一些该国急需但以往贸易量不大的货物？例如铁制农具图谱、优质粟种、或是特定药材？这些货物价值或许不如丝绸，但若能打开销路，总量利润未必减少，且能减少关税痛感。”
“另辟蹊径呢？”韩提举追问。
“丹丹国排挤晋商，但其北边相邻的‘狼牙修’国，港口条件稍逊，却一向仰慕中原物产，且与丹丹素有龃龉。是否可大力引导商人加强与狼牙修贸易，将部分货物分流过去？甚至以狼牙修为基地，少量、谨慎地通过陆路或小型船只与丹丹进行间接交易，避开其港口豪商？”
老吏补充道：“还可将各商号遭遇的风险情报汇总，定期发布给所有登记在册的海商。比如，近期某海域疑似有海盗船出没，某国政局不稳有动乱可能。让他们自行权衡，选择更安全的航线或暂缓前往。此外，是否可牵线，让几家经常跑同一条线的商号，在某些风险航段结伴而行，互相照应？总比单船独闯要安全些。”
韩提举连连点头：“此皆老成谋国之见，更是切实可行之策。光靠朝廷发敕书吓唬，不如我们市舶司给出这些具体路子和情报。这样，即刻草拟一份《南洋近期贸情通告与建议》，将上述分析、建议及风险预警写进去，召集各大商号主事前来，当面解说。同时，以市舶司名义，尝试与狼牙修等国驻广州的商馆或使者接触，探听加强贸易的可能性。”
数日后，广州市舶司的公廨内，数十位海商济济一堂。韩提举没有空谈朝廷关怀，而是直接摊开海图和文书，将那份《通告与建议》详细解释。哪里风险高，建议暂避；哪里有关税壁垒，可调整货品；哪里有新的替代市场或贸易方式……条分缕析，务实具体。商人们听得聚精会神，不时低声议论，眼中重新燃起希望。林员外等人也在座，他们发现，市舶司给出的方案，比他们单纯诉苦乞求朝廷施压，要实际得多，也更能解眼前之渴。
会议过后，海商们带着新的信息和思路散去，开始重新规划船队、调整货单。有的决定尝试向盘盘国运去一批新式农具和菜种；有的开始与狼牙修商人接触；还有几家规模较小的商号商议起联合组队的事宜。珠江码头依旧繁忙，海风依旧咸湿，但空气里似乎多了几分审慎计算后的笃定，少了一些无措的恐慌。
朝廷的政治支持如同一棵大树，提供了荫庇与底气；而身处前线的市舶司官员们的灵活变通与专业引导，则如同树下的涓涓细流，滋润着每一株渴望生长的贸易禾苗。帝国的海外经济利益，正是在这种“上持大体，下务实际”的协作中，于变幻莫测的国际风浪里，努力寻找着新的航向与锚地。洛阳宫中的敕书尚未发出，广州港内的变动已然开始。这或许便是庞大帝国应对复杂外部挑战时，一种特有而有效的节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