燕京，国家疾控中心应急指挥大厅。
巨大的电子屏幕上，红色光点如同瘟疫般在全国地图上蔓延。
每亮起一个红点，就代表一地报告了“不明原因肺炎聚集性病例”。
光点的亮度与闪烁频率，代表病例数量和危重程度。
此刻，屏幕上的红点已连成一片，尤其以华中、华东、华南为甚，闪烁得令人心悸。
大厅里电话铃声、键盘敲击声、急促的对话声交织成一片。
“江城上报第147例，死亡31例！”
“沪上报告首例输入性病例，患者有江城旅居史！”
“广府发现家庭聚集性感染，一家五口全部发病！”
“津门、长安、蓉城……全部出现疑似病例！”
一个穿着白大褂、头发花白的老者站在大屏幕前，双手撑在控制台上，指节因用力而微微颤抖。
他是华夏疾控中心首席流行病学专家，钟为民院士。
“传播速度……太快了。”他喃喃自语，声音嘶哑，“比SARS快十倍……不，百倍。”
助手快步跑来，递上一份刚打印出的报告，声音发颤：“钟院士，病毒基因测序初步结果……完全陌生。RNA结构呈现……人为编辑痕迹。而且……”
“而且什么？”钟为民猛地转头。
“而且在病毒表面蛋白中，检测到……无法解释的能量反应。实验室的小白鼠感染后，不仅出现肺部病变，全身多器官也会快速衰竭。”
钟为民瞳孔骤缩。
他抓起话筒，拨通了一个绝密号码。
电话接通，他只说了一句话：
“启动全国防御生物袭击最高等级！”
——
江城是最早沦陷之地，短短数日，竟已变成人间炼狱般可怕。
昔日繁华的街道，如今空荡得让人心生恐惧。
偶有车辆驶过，也是闪着蓝灯的120救护车，或是喷涂着“防疫消杀”字样的专用车辆。轮胎碾过积水，溅起苍白水花。
店铺紧闭，霓虹熄灭。
只有寒风卷着枯叶，在空旷的人行道上打着旋，发出呜咽般的声响。
高楼林立的住宅区，窗户后偶尔闪过人影，都戴着口罩，眼神警惕惶恐。
整个城市仿佛被按下了静音键，只剩下救护车尖锐的鸣笛，此起彼伏，撕裂着死寂的空气，一声比一声凄厉，一声比一声迫近，如同死神的丧钟，在城市上空反复敲响。
“叮咚——”
某老旧小区三楼一户人家的门铃，突兀地响起。
穿着黄色外卖服、戴着N95口罩和护目镜的小哥李伟，提着两份还冒着热气的盒饭，站在防盗门前。
他护目镜上蒙着一层水汽，呼吸有些粗重——刚才爬楼梯时不敢坐电梯，一路小跑上来。
门内寂静无声。
李伟又按了一次门铃，提高声音：“您好！外卖到了！”
过了好一会，门内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，然后门锁“咔嚓”一声，开了一条缝。
门缝里，露出一张小女孩的脸。
她看起来只有五六岁，扎着两个乱糟糟的羊角辫，小脸苍白，眼睛又大又黑，却空洞得没有神采。
小女孩穿着粉色睡衣，仰头眼巴巴地看着李伟，没有说话。
李伟愣了一下，低头看看手机订单：“是302王先生家吗？您点的餐。”
小女孩点了点头，伸出小手，想要接过袋子。但袋子对她来说太重了，她趔趄了一下。
李伟连忙蹲下身，将袋子放在地上，柔声问：“小朋友，你家里大人呢？怎么让你来拿外卖？”
小女孩看着他，嘴唇动了动，声音细若蚊蚋：“爸爸……妈妈……爷爷奶奶……都被白色的车车拉走了。”
李伟的心猛地一沉。
白色的车车……救护车？
“什么时候拉走的？”他声音有些发紧。
“昨天……晚上。”小女孩低下头，手指绞着过长的睡衣袖子，“妈妈说她头疼，发热，咳嗽得好厉害……然后爸爸也咳嗽了……后来来了好多人，穿着白色的衣服，把他们都抬走了……”
她的声音很平静，平静得让人心碎。
“他们让我乖乖在家等，说很快就会回来……可是，天都亮了，又黑了，他们还没回来……”
小女孩抬起头，眼睛里终于有了一点水光，但很快又憋了回去，“叔叔，我饿了。”
李伟鼻子一酸，眼眶顿时红了。
他猛地别过脸，深吸一口气，强行压下喉头的哽咽。
他迅速打开外卖袋，将里面还温热的饭菜拿出来——一份青椒肉丝，一份番茄炒蛋，两盒米饭。
他找来干净的碗筷，把饭菜拨到碗里，端到客厅的小餐桌上。
“来，坐这吃。”他拉开椅子。
小女孩顺从地爬上椅子，拿起勺子，小口小口地吃着。
她很饿，但吃得很慢，很安静，不时抬头看一眼李伟，眼神里带着依赖和一丝彷徨不安——害怕这个陌生的叔叔也会突然消失。
李伟站在一旁，看着这个独自守着空荡荡的房子、等待可能永远不会回来的家人的小女孩，心脏被狠狠攥住，疼得他几乎喘不过气。
窗外，又一辆救护车的鸣笛由远及近，呼啸而过，声音凄厉得如同绝望的哀嚎。
这座拥有一千多万人口的城市，每天都有人在病痛的折磨下丧生。而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灾祸中，最无辜的就是这些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的孩子。
李伟悄悄抹了把眼睛，掏出手机，拨通了社区防疫站的电话。
“喂？是紫荆社区吗？我这里有个情况……”
他的声音在空旷的房间里回荡，带着压抑不住的颤抖。
——
江城，金银滩医院。
这座平日里就以繁忙着称的传染病专科医院，此刻已彻底超出了设计承载的极限。
主楼所有的病房早已塞满，就连医生值班室、会议室、乃至楼梯转角，但凡能放下一个担架、铺开一张垫子的地方，都躺满了痛苦呻吟的病人。
空气里弥漫着浓重的消毒水味道。
急诊大厅如同被飓风席卷过的战场。担架车首尾相连，挤满了通道，许多患者只能蜷缩在自带或临时发放的薄垫上，躺在冰冷的大理石地面。
咳嗽声、喘息声、压抑的哭泣和痛苦的呻吟，混成一片令人心碎的背景音。
有限的氧气接口前围着好几名家属，他们举着氧气袋，面色焦灼，眼巴巴地望着医护人员，希望能为自己的亲人争取到哪怕多几分钟的续接时间。
输液架上挂满了药瓶，下方的管线纵横交错，稍不留神就会绊倒。
医护人员在其中穿梭，脚步飞快，语速更快，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疲惫、焦虑以及一种近乎麻木的专注。
护士站的对讲机里，传来各病区近乎哀求的呼叫：
“ICU满员！需要插管的危重病人没床了！”
“呼吸机！三病区急需一台呼吸机！37床快撑不住了！”
“门诊又涌进来一批，高热、血氧低，往哪里收？往哪里收啊？！”
一位头发花白、护目镜上全是水汽的主任医师，刚刚结束一轮抢救。
他背靠着墙，狠狠吸了几口从防护服领口透出的新鲜空气，目光扫过眼前水泄不通的走廊，声音嘶哑地对身边的年轻医生说：“看到吗？这就是‘床等人’变成‘人等床’……不，是‘人等死’！没有地方了，没有设备了，我们的人手也快顶到极限了。下一批重症送进来，我们拿什么救？”
他的话像重锤般，砸在周围几个同样疲惫不堪的医护人员心上。
一个年轻护士别过脸，偷偷抹了下眼睛。
不仅是金银滩医院，全市各大定点医院的情况大同小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