虽然是个人的职业操守问题，但反映的是他们对这个项目的真实投入意愿。
我们之前担心的『技术黑箱』，不是过度谨慎。”
沙瑞金听完，没有评价。
“林书记那句话说对了——这不是百米衝刺，是马拉松。
第一公里就被绊一下，不是坏事。
看清了路况，后面的步子才能踩实。”
“告诉团队，林书记和老杨说，这不是一场百米衝刺。
我也补一句：我们不是一个人在跑。”
老杨攥著电话，许久没有出声。
星期六。
高育良没有休息。
他带著政法委两名干部，驱车四十公里，来到城郊一处老旧小区——这是新华路派出所近三年投诉量最高的噪音纠纷当事双方之一，楼下那位高血压大姐的家。
出发前，他给派出所打了个电话，说明意图。
所长有些意外，主动提出陪同，高育良拒绝了。
“不是检查工作，就是听听。”
大姐姓陈，五十七岁，企业退休，独居。
开门见到几个陌生男人，本能地警觉。
高育良亮明身份后，她愣了很久，然后眼眶突然红了。
“领导，你们……你们终於有人愿意来看看了。”
高育良没有坐她指的那张沙发，而是拉过一把塑料凳，坐在她对面。
“陈大姐，我来听听你的事。
不急，你慢慢说。”
陈大姐说了四十分钟。
从老伴去世后独自生活的孤独，到楼上老太太电视声吵得整夜失眠的崩溃；
从第一次报警的期待，到第五次报警后的麻木；
从希望派出所“把老太太抓走”的愤怒，到现在只希望“有人能听见我”的疲惫。
“我不是不讲理的人，领导。”
陈大姐用纸巾擦著眼角，“我知道老太太一个人也不容易。但谁来体谅我
我高血压药吃了五年，这两年血压根本控制不住，医生说是长期睡眠不足。
我死了，算谁的”
高育良没有插话，一直听到她说完。
然后他问：“陈大姐，如果有一个办法，不是惩罚老太太，而是让她愿意主动把电视声音调小、晚上十点后关机——你愿意试试吗”
陈大姐抬起头，眼神里有些茫然，也有某种几乎熄灭又被重新点燃的光。
“有这样的办法吗”
高育良没有回答。
他在笔记本上写下四个字：“非强制调解”。
回程的车上，他一直在沉默。
傍晚，他给林惟民打了一个电话。
“书记，我今天去回访了一个投诉人。”
他把陈大姐的事说了一遍。
林惟民在电话那头安静地听著。
“我一直在想，”
“法律能解决这个问题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