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梅从仓库出来时，天阴得像要滴下墨来。风吹过新厂区空旷的水泥地，卷起几片塑料包装袋，像失了魂的灰鸟。
路过食堂，玻璃门内飘出油炸食物的味道。老梅的胃抽搐了一下，口袋里手机震动，他靠在一棵新栽的樟树旁掏出来看。屏幕裂了一道缝，是上个月调试设备时从梯子上摔下来压的。
丽萍的信息简短直接：“晚上来我家吃饭。”
没有问句，没有表情符号，甚至没有标点。老梅能想象她发信息时的样子——抿着嘴唇，手指用力按着屏幕，发送后盯着手机等回复，等到不耐烦了就把手机扔到沙发上，过几分钟又捡起来看。
他应该回点什么。“好”或者“晚点到”或者“今天忙”。手指在屏幕上悬了几秒，最终什么都没按。远处传来叉车的鸣笛声，三号车间又出问题了。他把手机塞回口袋，那张裂了缝的屏幕像极了他现在的生活。
新厂房矗立在老厂区旁边，银灰色的外墙在阴天下显得冷硬。这是老板三年前就开始规划的项目，贷款一个多亿，赌上了半个身家。老梅记得立项会上，老板用红笔在白板上画出一个向上的箭头：“传统制造业的出路只有一条——升级，或者死。”
当时老梅举了手：“设备太新，工人跟不上怎么办？”
旁边的老板娘笑了：“梅厂长，您这思想得改改。人跟不上就培训，培训不行就换人。市场不等人。”
现在工人文化程度跟不上，每天在车间里急得跳脚，而老梅成了那个补窟窿的人。
车间里弥漫着机油和金属加热后的混合气味。三号生产线静默着，像一条僵死的巨蟒。传送带停在半途，几块半成品的铝合金外壳歪斜地卡在导轨之间，像被冻结在时间里。
“突然就停了。”操作工小陈一脸惶恐，“梅主任，我真的按规程操作的。”
老梅拍拍他的肩：“我知道，不怪你。”
他蹲下身，打开控制柜。电路板上的指示灯反常地闪烁着，红绿交错，像某种求救信号。老梅从工具包里掏出万用表，开始逐个检测节点。他的手很大，关节突出，指甲缝里永远洗不净的油污。这双手修过苏联时代的老式冲床，调过台湾产的数控机床，现在要对付这套全英文界面的德国系统。
“传感器故障。”二十分钟后，老梅得出结论，“E37区的光电传感器误报，系统以为有异物进入，自动停机了。”
明辉赶过来，白衬衫的袖口卷到肘部，露出价值不菲的手表：“要多久？”
“换传感器半小时，调试校准至少两小时。”老梅看了眼墙上的钟，下午三点四十，“今天下班前应该能恢复。”
“应该？”明辉皱眉，“梅主任，这批货明天早上九点要装车，耽误不起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老梅的回答简短。他从备件区找出新的传感器，又让助理去拿校准工具。转身时，瞥见仓库的阿娟也来到车间，她在记录着什么。她穿着淡蓝色的工装，头发一丝不苟地盘在脑后，侧脸的线条在车间惨白的灯光下显得格外清晰。
阿娟若有所感地抬头，两人的目光在空中短暂交汇。她微微点头，老梅也点了下头，然后各自移开视线。很平常的同事间的致意，但老梅心里还是泛起一丝涟漪。
手机又震动了，在口袋里贴着大腿。老梅知道是丽萍，但他没有停下手上的动作。螺丝刀拧开固定传感器的卡扣，旧设备拆下来，金属与金属摩擦发出细微的嘶鸣。
“梅主任，万用表。”助理小赵的声音把老梅从阿娟的方向拉了过来。
他接过仪器，继续工作。传感器的安装需要精确到毫米级，偏一点点都会影响整条生产线的精度。汗水顺着额角滑下，滴在电路板上。
“梅主任，这个参数对吗？”明辉的声音明显有点高。
老梅收敛心神，看向屏幕上的数字：“再调0.15毫米。”
晚上七点半，生产线终于重新运转起来。铝合金外壳在传送带上匀速流动，机械臂精准地抓取、放置、加工。规律的轰鸣声填满了车间，对老梅而言，这比任何音乐都让人安心。
工人们陆续下班，车间渐渐空了下来。老梅最后一个检查完所有设备，关掉主电源。瞬间的寂静让人耳鸣。他靠在控制台上，从口袋里摸出烟，点燃一根。烟雾在空旷的车间里缓慢上升，像某种无形的叹息。
手机屏幕亮着，两条一模一样的信息。丽萍的执着让他既愧疚又烦躁。他知道自己应该回家，回那个离工厂十二公里的家，老婆桂芳可能还在等他。但他太累了，累到不想面对任何需要解释的场景。
出租屋近，走路只要十分钟。丽萍会准备好热饭热菜，不会问他为什么晚归，不会抱怨他衣服上的油渍。她只会默默给他盛饭，在他吃饭时安静地坐在对面，偶尔说些车间的闲话。
这种安静有时让人放松，有时却像无声的拷问。
老梅掐灭烟头，走出车间。夜色已经浓稠，厂区路灯次第亮起，在地上投下一个个昏黄的光圈。风比白天更凉了，他裹紧工作服，朝丽萍住的那个老小区走去。
丽萍住在六楼，没有电梯。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几盏，老梅在黑暗中数着台阶。到四楼时，他停下来喘了口气。老梅的身体已经不如从前，膝盖在阴雨天会疼，爬楼开始喘气。
终于爬上六楼。门缝里透出暖黄色的光，还有电视的声音。老梅抬手敲门，三下，停顿，再两下。这是他们的暗号。
门开了，丽萍站在门口。她换了居家服，浅紫色的针织衫，头发松松地挽着，几缕碎发垂在颈边。屋里飘出红烧肉的香味，还有米饭将熟时特有的甜香。
“来了。”她说，语气平淡，但老梅听出了一丝如释重负。
“嗯，厂里事多。”他侧身进屋，顺手带上门。
出租屋很小，一室一厅，但收拾得井井有条。餐桌靠窗，铺着碎花桌布，已经摆好了三菜一汤。红烧肉油亮亮地颤动着，清炒菜心碧绿，番茄鸡蛋汤冒着热气，还有一小碟泡菜，切得细细的。
“洗洗手，吃饭吧。”丽萍走向厨房盛饭。
老梅在狭小的卫生间洗手。镜子里的人眼袋深重，胡子拉碴，鬓角的白发又多了几根。他掬水洗了把脸，水冰凉。
回到餐桌时，丽萍已经盛好两碗饭。米饭蒸得恰到好处，粒粒分明，冒着热气。老梅确实饿了，端起碗大口吃起来。红烧肉炖得酥烂，入口即化，是丽萍的拿手菜。
两人沉默地吃了五分钟，只有碗筷碰撞的细微声响。电视里在播晚间新闻，女主播字正腔圆地念着经济增长数据。
“今天阿娟也在车间？”丽萍忽然开口，声音不大，但在安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。
老梅筷子顿了一下：“仓库负责清点车间原材料，都经常去。”
“经常去。”丽萍重复这个词，语气里有什么东西裂开了。
老梅放下碗，看向丽萍。她低着头，筷子在碗里拨弄着米粒，没有看他。但她的脖颈绷得很紧，那是她生气的标志。
“这是她的工作。”老梅试图让声音听起来平静。
出租屋里的空气凝固了。老梅感到一阵无力，那种熟悉的、被误解却又无法完全辩白的无力。
“丽萍，我和阿娟是三十年前的事了。”老梅睁开眼，看着天花板上的一处水渍，“现在就是同事，最多算老朋友。您来工厂不久，不要听那些风言风语。您也知道人家老公德阳是大老板……”
“是你舍不得人家吧！。”丽萍苦笑。
这句话戳中了老梅最深的恐惧。他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却发不出声音。
丽萍起身收拾碗筷，动作很轻，但带着一种决绝的意味。
“下个月我想辞工离开这里。”丽萍背对着他说，声音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事。
老梅怔住了：“什么？”
“有个工地老板让我去工地做食堂，收入比现在高点。”丽萍转过身，靠在洗碗池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