茅盾文学奖带来的喧囂渐渐退去，陆泽的生活被重新拉回到宿舍、食堂、图书馆三点一线的简单轨跡上。
贾植芳老师那句“书桌，才是你的安身立命之地”的话，被他牢牢记在心里。
首要任务，是毕业论文的开题报告。
这比写小说更耗费心神。
贾老给的方向很宽，可以继续做现代文学理论的研究，也可以结合创作实践，转向现当代文学批评。
陆泽选择了后者。他知道，这不仅是完成学业，更是对自己创作思路的一次系统性梳理。
那段时间，復旦图书馆的社科阅览室和系里的资料室，成了他待得最久的地方。
他从鲁迅、茅盾、瞿秋白等人的文学论述，到当时国內刚刚开始译介的西方文论，都一一找来研读。
八十年代初的学术界，思想正处於新旧交替的活跃期。
传统的研究方法依旧是主流，但新的理论和视角已经开始叩击象牙塔的大门。
陆泽在资料室的旧报刊里，能看到关於“主体性”的激烈爭论，也能找到对“现代派”从批判到有限度借鑑的討论。
他將自己关在书堆里近半个月，最终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自己的论文题目：《从政治寓言到人性书写：论新时期小说（1978—1982）的主体性转向》。
这个题目，避开了当时主流的社会学批评和主题思想分析，而是想从一个更宏大的理论视角，去梳理过去几年文学思潮的內在演变逻辑。
他试图论证，文学正在从服务於政治的工具，逐渐回归到关注人、理解人、书写人本身。
他把这个想法跟室友们討论了一番。
陈思和听完，扶著眼镜思索了半天，才佩服地说道：“陆泽，你这个题目野心太大了。
这几乎是要给过去五年的文学创作做一次理论总结，还要引入主体性”这种前沿概念。
这已经不是一篇硕士论文的体量了，写出来，可以直接作为一部学术专著出版。
贾老那边，怕是没那么容易通过。”
“难才有做的价值。”陆泽笑道。
他没有急著写报告，而是在一次课后，向贾植芳先生口头匯报了自己的选题思路。
贾老听完，看了他许久，没有说好，也没有说不好，只是淡淡地说了句：“想法很大，但要当心架子铺得太大，最后流於空泛。
你先利用寒假，把这个思路再想深想透，把要文献综述和要分析的作品都列出来。
春节过完，给我一份详细的开题报告。”
得到老师的默许，陆泽心里有了底，一头扎进了更深的文献海洋里。
时间悄然进入1983年。
1月4日，新年的空气里还带著元旦的喜庆。
陆泽去校门口的邮局取信，除了陶慧敏那封熟悉的蓝色信封，他还取回了一个厚厚的、从巨鹿路寄来的大牛皮纸信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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