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其四，授田与税。清丈之后，按丁口（或结合劳力）授予无地少地百姓相应田亩，发放新田契，明确产权，受律法保护。同时，制定新的、统一的、相对轻简的赋税制度，废除一切苛捐杂税，使耕者知所出，安心生产。”
杜谦的条陈，考虑周详，兼顾了理想与现实，既有破旧立新的决心，也留有余地和策略。显然，这位老吏在投效新朝后，并非尸位素餐，而是仔细思考过如何将黄巢的纲领落到实处。
崔沅补充道：“杜使君所言甚是。此外，可效仿秦汉‘徙豪强’之故事，将部分冥顽不灵或实力过强的豪强，迁离本土，安置于广州或其他新设屯田区附近，置于监视之下，既可削弱其地方根基，亦可利用其财力人力，开发新地。”
也有人提出更激进的意见：“大将军，何不效仿当初入城分粮之举，直接宣布所有田产归公，然后均分？如此痛快淋漓，必得贫苦百姓拥戴！”
“不可！”杜谦立刻反对，“土地非钱粮，可一时分发。田产牵扯经年累月之经营、水利、屋舍、乃至祖坟宗祠，关系复杂无比。强行均分，看似公平，实则易致耕作废弛，更会逼反所有有产者，哪怕是小地主、富农，亦会恐慌对抗。届时，无人愿深耕，无人愿投资，田地荒芜，我等坐拥空名，何来赋税粮草支撑大军？”
堂内争论渐起。激进与稳妥，理想与现实，各种观点碰撞。
黄巢一直默默听着，直到争论稍歇，才缓缓开口：“杜谦所言，老成谋国。土地问题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需雷霆手腕，亦需绣花功夫。不可不行，不可急行。”
他站起身，走到窗前，望着外面庭院中几株在寒风中挺立的榕树：“纲领要有，步子要稳。便以杜谦所陈为基，细化成《岭南田制新政令》，公告各州。重点有三：一，宣告旧有不公田契作废，以新清丈为准；二，明确‘限田’与‘授田’原则；三，颁布新赋税简则。”
“执行层面，”黄巢转过身，目光锐利，“先选广州附近数县，及新附州县中矛盾相对简单、我军控制力强之处，作为试点。集中精干吏员，配以必要军伍，推行检地括户、处置豪强、授田于民。过程中，务必详查实证，分清首恶与胁从，保护守法田主（哪怕其田较多）之合法权益。对于寺庙，可暂缓，待民田处理有眉目后再行议定。”
“对于那些阻挠清丈、武装对抗的豪强，”黄巢语气转冷，“不必手软。查实罪证，公示于众，然后以军法剿灭，田产充公，部分分与佃户，部分设为官田或军屯。要打，就要打出威风，让其他人知道，抗拒新政的下场。但切记，打击面不可过宽，需有理有据，令人信服。”
“同时，”他看向崔沅，“组织流民、无地百姓，先行开发那些已明确的无主荒地、抛荒田、以及抄没的官田。发放种子农具，提供口粮借贷，允许他们以收获的一部分抵偿。要让百姓立刻看到实惠，看到希望。此谓‘与民实惠，固新政之基’。”
一条条指令清晰明确，既有原则性，又有灵活性，既表明了改革土地的坚定决心，也预留了缓冲空间和策略手腕。众人细细品味，都觉得在目前形势下，这或许是最可行、也最有可能成功的路径。
“此外，”黄巢最后道，“传令各州县，张贴告示，招募熟悉农事、精通水利、善于营造的工匠、老农。我们要设立‘劝农司’，不仅要分田，更要教民如何种好田，如何兴修水利，如何防治病虫害。均田是第一步，让田地长出更多的粮食，让百姓真正富足起来，才是目的。”
土地问题，如同一团缠绕千年的乱麻。黄巢知道，他此刻抽出的，仅仅是第一根线头。前方必然有激烈的反抗、复杂的博弈、乃至流血的冲突。但这根线头必须抽，而且要坚定地、智慧地抽下去。因为这是他“均平富”承诺的基石，是他政权合法性的来源，更是未来与旧王朝、与其他割据势力争夺天下的根本所在。
书房内，炭火噼啪。一场比攻克城池更加深刻、也更为艰难的“土地之战”，在黄巢的擘画下，悄然拉开了序幕。岭南的冬天，田野虽然萧瑟，但地下的种子，似乎已经感受到了即将到来的、翻天覆地的春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