腊月的尾巴扫过岭南，虽无北国冰封之景，但田野间的萧瑟与寒意却同样真切。冬小麦的幼苗在寒风中瑟缩着，更多的田地则裸露着板结的土块，残留着去岁晚稻收割后的枯茬，或是在战火与混乱中被抛荒，长满了耐寒的杂草。珠江两岸，被焚毁的街坊正在缓慢重建，叮当声与号子声不绝于耳；而广袤的乡村腹地，却陷入了一种更深沉、更顽固的沉寂——那是由根深蒂固的土地问题所带来的窒息感。
黄巢的行辕书房内，炭火比往日烧得更旺了些，却驱不散众人心头的凝重。杜谦、崔沅这两位新任的布政使与副使，以及从各州初步派出的“劝农使”、“度田使”（均为临时职衔），正将一幅远比攻克广州城池更加复杂、也更为根本的画卷，铺陈在黄巢面前。
“大将军，”杜谦的声音带着熬夜后的沙哑，手指在地图上一个标有“番禺”的圈点附近滑动，“广州左近，情况已然初步查实。土地兼并之烈，触目惊心。官府籍册上，民田十之七八，实则尽归豪强、寺庙、以及前朝勋贵、致仕官员之家。百姓多为佃户、荫户，租赋极重，丰年不过果腹，灾年则鬻儿卖女，逃亡为盗。”
他顿了顿，从袖中取出一卷详细的抄录：“此乃从原广州户曹残存文牍及拷问被俘胥吏所得。仅原岭南节度使、观察使家族，隐匿兼并之田，便不下五万亩。本地豪族如韦、杜（非关中着姓，乃岭南本地大族）、冯、洗诸姓，亦各拥良田数千至数万亩不等。寺庙田产，尤以光孝寺、六榕寺为最，香火田、功德田，名目繁多，实际不纳赋税，荫庇人口数千。至于普通自耕农，百不存一。”
崔沅补充道：“更有甚者，许多田地‘有田无赋，有户无田’。豪强勾结胥吏，将赋税转嫁到仅有少量薄田或已失去田地的贫户头上，致使民户逃亡，田地荒芜，而税册上依旧有名，需由邻里‘带纳’或官府强行摊派，恶性循环。此乃唐季以来，岭南与天下通病，于今为烈。”
黄巢静静地听着，手指无意识地在紫檀木椅扶手上轻轻敲击。这些情况，他并不意外。封建王朝末世，土地兼并是通病，是王朝崩溃的经济根源之一。他起兵的口号“均平富，等贵贱”，很大程度上正是针对此等痼疾。如今坐镇岭南，这便不再是遥远的诉求，而是必须直面的、关乎政权根基的生死问题。
“新附各州情况如何？”黄巢问道。
一位从端州（肇庆）赶回的劝农使出列禀报：“禀大将军，端州情形，大同小异。豪强趁乱侵夺田产更甚，许多百姓闻大将军‘均平’之名，翘首以盼，然亦观望迟疑，恐新政难久，反遭报复。”
另一位从韶州回来的度田使则面带忧色：“韶州山区，俚僚杂处，田地多依山傍水，本就不易清丈。当地大族与头人关系盘根错节，对清丈田亩、登记人口之举，抵触甚大。下官等前往，常被敷衍搪塞，甚至遭遇冷箭威胁，难以深入。”
情况汇总起来，便是一幅沉重的图景：土地高度集中，贫富极端分化，赋税体系崩坏，基层控制薄弱，豪强势力盘根错节，对新政充满警惕与抵触。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，更是政治问题、社会问题、乃至军事问题（豪强往往拥有武装田庄、部曲）。
“诸位以为，当如何处置？”黄巢目光扫过堂下诸人。
堂内一时沉默。这个问题太敏感，牵涉太广。激进还是缓进？直接剥夺还是温和赎买？如何处理寺庙田产？如何安抚（或打击）豪强？如何确保新政能落实而不激起大规模反抗？
杜谦沉吟良久，率先开口：“大将军，土地乃民命所系，亦是赋税兵源之本。处置不当，岭南顷刻再乱。以老朽愚见，当分步而行，刚柔并济。”
“其一，须先明法令。当尽快颁布《田制新令》，宣告前朝田契、税册，凡与实情不符、巧取豪夺者，一律作废。以大将军府名义，重申‘耕者有其田’之原则。此为纲领，定人心向背。”
“其二，行‘检地括户’。组织得力人手，结合原有残册与民间里老指认，重新清丈田亩，核实人口。重点清查无主荒地、被豪强隐匿之田、以及寺庙逾制之产。此过程必遭阻挠，需有军力为后盾，但亦需讲究方法，避免一概强横，激化矛盾。”
“其三，区别处置。对罪大恶极、民愤极大、且抗拒新令之豪强，可籍没其田产，部分分与佃户、流民，部分充作官田。对一般豪强、富户，则可限其占田之数，超额部分，由官府以合理价格赎买，或准许其分期出售。寺庙田产，除维持基本香火所需，超出部分，或收归官府，或令其租与无地百姓，收取固定地租，不得额外盘剥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