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们微服简从，扮作收购药材的商队，穿行于乡间。李延刻意避开官道和繁华市镇，专拣偏僻村落走访，与田间老农攀谈，在村头树下听闲话，甚至借宿农家。
起初几日，听到的多是百姓对《劝农桑诏》减税贷种的感激，对“分田”的期盼与忐忑，以及对清丈的些许好奇与畏惧。但很快，一些不和谐的音符开始传入李延耳中。
在同州冯翊县一个叫杏花营的村子，李延借宿的老汉张五，几杯粗茶下肚后，趁着夜色，压低了声音，说出了他的困惑：
“客官，你说这朝廷……到底是让咱老百姓好，还是不好？”
李延心中一动，忙问：“老丈何出此言？”
张五叹了口气：“前些日子，县里来了差人，贴了告示，说不准买卖田地了，说是为了啥……清丈，以后好分地。这是好事，咱也盼着哩。可就在前两天，村东头的王老七，他娘病得厉害，急着抓药，家里就那三亩旱地能换钱。他去找村正，村正说上头有令，不能卖。他又想拿地去钱老爷家（本地一个富户）典点钱，村正也说不行，查出来要充公。”
“后来呢？”李延追问。
“后来？”张五摇摇头，“王老七没法子，跪在钱老爷家门口。钱老爷倒是‘心善’，没说要买他的地，只说看他可怜，借他五贯钱救急，也不要利钱，只要王老七签个文书，把那三亩地‘租’给钱老爷家种十年，算是抵这钱的‘租子’。王老七咬咬牙签了。可俺咋觉着……这跟卖了有啥区别？十年租子，那地还能算是王老七的吗？”
李延的心沉了下去。这显然是变相交易。
“就没别的办法？不能报官特批吗？”李延试探问。
张五苦笑：“报官？王老七一个草民，哪懂这些？村正也没提。再说了，就算报上去，等官老爷批下来，他娘怕是都……唉。”
类似的见闻，在华州一带也开始出现。有农户“自愿”将田“寄名”于士绅名下以“避祸”的；有富户“好心”替贫困亲邻“代管”田产并“代为缴纳赋税”的；甚至有传闻，某地胥吏在登记田产时，暗示农户若想保住好地不被划为“口分田”，需得“打点”……
李延越调查，心情越沉重。他意识到，《禁购令》的本意是保护小农，但在缺乏有效监督、基层吏治尚未肃清、且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，这道禁令反而可能成为豪强巧取豪夺的新工具，甚至催生出更隐蔽、更难以查证的掠夺形式。
九月底，李延将沿途所见所闻，整理成一份详实的密奏，通过驿站快马，直送长安杜谦与黄巢案头。在密奏中，他不仅报告了种种变相兼并的案例，更尖锐地指出：
“《禁购令》如堤防，意在阻遏兼并洪流。然水无常形，堤高则潜流滋蔓于下。今豪强规避之法层出不穷，而小民困厄无告，胥吏或颟顸或勾结。若不清除潜流，加固堤基，恐禁令徒成具文，反使兼并愈隐愈深，民怨蓄于无形。臣以为，当务之急，除严查重罚违禁交易外，更需速遣干员，深入乡里，宣讲政令本意，广开‘特批’申诉之门，并强化对胥吏、乡官之监督考核，使民知朝廷真意，吏不敢欺，豪不敢逞。否则，清丈未始，田产已非其主，均田之基，危矣！”
这封密奏，如同一把冰冷的匕首，刺穿了刚刚因《均田令》草案完成而稍有乐观的朝堂氛围。杜谦览奏，神色凝重，立即呈送黄巢。
偏殿内，烛火通明。黄巢仔细阅读着李延的密奏，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案几。他并不意外。制度的缺陷、执行的偏差、人性的贪婪，这些都在他的预料之中。但他没料到，反扑来得如此之快，如此之狡猾。
“好一个‘水无常形，堤高则潜流滋蔓于下’。”黄巢放下奏章，眼中寒光闪动，“李延看得清楚。禁令本身无错，但若无配套之监督、疏导、严惩，便是为渊驱鱼，为丛驱雀。”
他当即下令：第一，将李延密奏中涉及华州、同州的典型案例，批转都察院与刑部，限期查明严办，并将处理结果通报各试点州县，以儆效尤。第二，由“均田清丈使司”紧急拟定《禁购令实施细则补充规定》，明确“以租代购”、“典押代卖”、“寄名代管”等变相交易的认定标准与处罚措施。第三，从即将派出的清丈使团队中，抽调部分精干人员，组成“宣慰稽查小组”，提前入驻试点州县，专门负责宣讲政策、接受申诉、暗访调查违法交易，拥有直接向“均田清丈使司”和都察院密报之权。第四，对试点州县的基层胥吏、乡官进行集中告诫培训，重申纪律，并建立举报奖励与连坐追责制度。
“告诉杜谦和李延，”黄巢对传旨的内侍道，“《禁购令》是盾，但持盾者不能闭目塞听。要让他们把眼睛瞪大，把耳朵竖起，把手里的剑磨快。这场仗，不在朝堂，而在每一个村庄，每一张田契，每一颗人心。”
夜色更深。《禁购令》引发的暗战，从朝堂延伸到乡野，又从乡野反馈回权力的中心。较量刚刚开始，而真正的清丈大军，尚未开出长安。土地改革的深水区，暗流汹涌，漩涡已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