沈括仔细检视，甚至捻起少许放入口中尝了尝（判断含盐等），点头道：“土质差异极大，确需因地制宜。李御史带来此物，必有深意。”
李延苦笑，展开那份报告：“沈公请看。这是下官在华州调查时，听到最多的一种说法，尤其来自那些田产较多、对清丈抵触最深的豪强之口。他们扬言：‘朝廷均田，无非是拆东墙补西墙。把好地分给那些不会种的泥腿子，纯属糟蹋！不出三年，好地也得种成薄田，到时候大家一起饿肚子！’”
他顿了顿，语气沉重：“此言虽是为抗拒清丈造势，但也非全然无理。下官亲眼所见，不少无地流民或贫苦佃户，因缺乏耕牛、农具、种子，更缺乏精耕细作的经验与资本，即便分得田地，尤其是较贫瘠的田地，第一年收成恐怕也难乐观。若真如此，豪强之言便似‘预言’，足以动摇民心，使百姓对‘均田’生疑，甚至畏惧得田。”
沈括面色凝重起来。他明白李延的意思。土地改革，不仅要解决“分给谁”的公平问题，还要解决“分之后怎么种好”的效率问题。后者若解决不好，前者的一切努力都可能付诸东流，甚至反酿祸患。
“李御史所言，直指要害。”沈括沉吟道，“农学院初创，能力有限，但此事关乎国本，不可坐视。老夫以为，当务之急，可分两步走。”
他指着那几包土样和正在整理的农事记录：“其一，是尽快总结、编纂一套简明易懂的《关中农事指南》。不求高深，但要将像赵翁他们这样的老农经验，结合不同土质、水源条件，整理出最实用、最易操作的耕种、施肥、田间管理要点。比如，何种土适合何种作物，何时播种最佳，如何简单判断地力肥瘠，如何利用有限的肥料（如粪肥、草木灰）发挥最大效果。编成后，可大量抄写，随清丈使团或地方官吏，散发给新授田的农户，至少给他们一个基本的‘拐杖’。”
李延眼睛一亮：“此计甚好！哪怕只提高一成收成，也能稳住不少人心！只是，编纂需时，印刷分发亦需钱粮人力。”
“此事老夫亲自主持，赵翁他们口述，田曹吏员记录整理，力求开春前能成初稿。”沈括决然道，“至于印刷分发，还需李御史禀明杜相与陛下，予以支持。”
“其二，”沈括目光投向工学院的方向，“便是改良农具。孙叟提到犁箭刻度、活动卡子之事，鲁方师傅已着手尝试制作更简便耐用的调节部件。此外，老夫观现在耘锄、镰刀之形制，亦有改良余地，或可使其更省力、更高效。工学院若能赶在春耕前，制出一批改良农具的样品或图纸，交由将作监或地方铁木作坊仿制，平价或贷给新农户，亦是雪中送炭。”
李延连连点头，但随即又面现忧色：“沈公思虑周全。只是……下官在华州，还发现一桩怪事。一些田产被清查、或被划为待授官田的豪强，明面上不敢违抗《禁购令》，却暗中以极高利息向周围急需用钱的小农放贷，条件苛刻。更有人散布谣言，说朝廷发放的贷种，多是陈年劣种，或混杂了草籽；说改良农具华而不实，容易损坏，反误农时。此等软刀子杀人，防不胜防。”
沈括闻言，长叹一声：“破山中贼易，破心中贼难。土地之革，触动的不仅是田亩疆界，更是千百年固化的尊卑观念与利益格局。豪强此举，是欲从根子上扼杀新政生机。”他看向李延，目光坚定：“然则，愈是如此，农学院之所为，便愈显紧要。我们不仅要在田地里产出更多粮食，更要在人心上种下‘勤勉可致富、新政有希望’的种子。李御史，你我在朝在野，一文一武，当为此协力同心！”
李延肃然拱手：“沈公一席话，令下官茅塞顿开。田制改革与农学兴研，实为一体两面。下官必将在陛下与杜相面前，竭力陈明农学院之紧要，争取支持。华州那边，下官也会继续关注，凡有农事上的疑难或豪强的新伎俩，必及时报与沈公知晓。”
窗外，冬日的阳光透过稀疏的云层，洒在试验田新翻的、黝黑的泥土上，泛着微光。沈括与李延，一位皓首学者，一位青年干吏，在这简陋的农学院屋内，因着共同的目标，达成了坚实的共识。
农学的初研，就这样在泥土的芬芳、老农的絮语、基层的困境与豪强的暗算中，悄然起步。它没有工学院炉火的炽热，没有天算学院星辰的璀璨，却承载着最质朴、也最沉重的期望——让土地多产一口粮，让百姓多一分活下去、乃至活得更好的希望。这条路上，每一步都需脚踏实地，每一分进展都来之不易，但其意义，或许比任何奇巧的发明都更为深远。因为，它关乎这个新生王朝最基础的温饱，与最广大人心的向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