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姓吏员则提出一个实际问题：“沈公，《新语》千字若成，如何让百姓知晓、学习？总不能只靠一纸文书。”
沈括早有考虑：“此事需与陛下及杜相商议。初步设想，可分几步：其一，以《新语千字表》为基础，编纂一本《新语蒙求》或《千字文》式的启蒙读物，将常用千字编成韵文或分类短文，便于记诵。其二，在朝廷新办的官学、以及未来可能设立的‘劝学堂’中，率先教授《新语》。其三，朝廷发布非紧要、需广而告之的政令、告示时，可尝试用《新语》书写，或新旧并列。其四，鼓励书坊刻印《新语》读物，凡用《新语》刻印农工、医药、算学等实用书籍，予以税赋优惠。”
这个系统性的构想，让在座众人精神大振。他们不再仅仅是“整理”文字的工匠，而是在参与创造一套可能影响深远的“新语”体系。
年节刚过，冰雪未消，“文字整理馆”便以加倍的热情投入工作。有了《新语》的名目和千字目标，工作更具方向性。秦老与周县丞带领助手们，开始按字频表，对前一千字进行地毯式的俗写搜集与分类。每确定一字，便提交集体评议。
评议的过程，是智慧与耐心的碰撞。有时为了一个字，众人能引经据典、列举数十种民间写法，争论数日方得共识。沈括作为主持人，既要坚持“致用”原则，又要平衡各方意见，确保每个被收入《新语千字表》的字，都经得起推敲。
其间，黄巢曾再次微服来访。他仔细审阅了正在编纂中的《新语千字表》部分样稿，对沈括等人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，尤其对引入简易标点的想法表示赞赏。“句读顿点，专名旁线，虽是小技，于文意明晰有大益。可先试行于科学院内部文书及新编《农事指南》。”
皇帝的支持，无疑是一剂强心针。沈括也趁机提出了编纂《新语蒙求》和进行小范围试点的设想。黄巢当即允准，并指示可由科学院先编出《蒙求》草案，试点地点则可选在即将展开土地清丈的某个试点县，由李延配合，在兴办“劝农识字夜校”时尝试使用。
消息传到正在华州紧张筹备清丈事宜的李延耳中，他立刻意识到其中的价值。在给沈括的回信中，他写道：“沈公所创《新语》，若真能简易明畅，实为教化黎庶、推行新政之利器。延于华州，正感胥吏借文墨之深欺蒙百姓，豪强以契文之晦盘剥小民。倘有《新语》为桥，使民稍通文字，晓事明理，则清丈阻力或可大减，新政根基乃固。试点之事，延必全力配合，愿为《新语》张目于乡野。”
有了前方的呼应，沈括等人的干劲更足。至开平元年二月下旬，草木初萌之际，《新语千字表》的编纂工作已完成了超过七百字。虽未竟全功，但主体框架和核心用字已基本确定。沈括决定，不等千字全部完成，先以这七百余字为基础，结合已确定的简易标点，着手编纂《新语蒙求》初稿。
他亲自执笔，力求将常用字编成四言韵句，内容则侧重农时、物产、技艺、伦常等贴近民生的主题，避免空泛的道德说教。例如开篇几句：“天地日月，山水田林。风雨雷电，禾麦桑麻。春耕夏耘，秋收冬藏。犁锄镰斧，车船屋舍……” 语言质朴，押韵大致，便于记诵。
与此同时，李延在华州选定了一个名为“安平里”的村落，作为《新语》与“劝农识字夜校”的联合试点。他挑选了村中一位略识旧字、人又正直的里正，由科学院派去一名年轻的“待诏”协助，准备在春耕稍歇的晚间，召集村中青壮，以《新语蒙求》为教材，开始最初的尝试。
长安城中，关于“科学院弄出些稀奇古怪简字”的流言，已悄然在一些士大夫圈子里流传，讥讽者有之，好奇者有之，警惕者亦有之。但这一切，都尚未形成公开的波澜。
《新语》千字，如同在厚重的冻土下悄然伸展根系的嫩芽，虽然微弱，却蕴含着破土而出的力量。它承载的，不仅是几百个简化了的字形，更是一个帝国试图打破知识垄断、将文明之光播向更广阔人群的朦胧理想。其成败利钝，犹未可知，但变革的尝试，已在最基础的符号层面，坚定地迈出了第二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