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七贪墨案的判决诏书墨迹未干，其震动便已如巨石落水后的余波，迅速而猛烈地扩散至整个长安官场，尤其是那个以战功、资历与错综复杂关系联结而成的“功臣新贵”圈层。恐惧、愤怒、质疑、悲戚、乃至兔死狐悲的寒意，在勋贵府邸的密室、将领私下的酒局、乃至朝臣交换的眼神中悄然传递、发酵。尽管皇帝在朝会上那番“功不掩过、法大于情”的言论掷地有声，尽管多数人内心或许也承认刘七罪有应得，但当铁腕真正落到一个曾与自己并肩作战、分享过荣耀的“自己人”头上时，那种切肤之痛与唇亡齿寒之感，仍让许多人难以平静。
次日，黄巢于宣政殿再次召集大朝会。殿中气氛比昨日更加微妙而紧绷。许多功臣出身的文武官员，脸色都比往常阴沉，目光低垂，不与御座对视。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压抑的、等待爆发的沉默。
朝会依序进行，几件寻常军政事务奏报后，很快便有人将话题引向了刘七案。
首先发难的是一位年过五旬、须发斑白的老将，姓郑，爵封县公，是黄巢早年转战江淮时收编的将领，虽非曹州元从，但资历颇深，战功也不少，在军中颇有声望。他出列时步伐略显沉重，声音带着压抑的激动：
“陛下！臣斗胆，再议刘七之案！刘七罪孽深重，依律当诛，臣不敢妄言。然则，陛下可曾想过，刘七何以至此？其早年从军，亦曾勇猛敢战，并非生性贪婪之人！自陛下登基，大封功臣，赐予厚禄，本是酬功美意。然则，功臣骤贵，骤富，骤握权柄，四周阿谀逢迎者如蚁附膻，奢靡攀比之风渐起。朝廷虽有《定例》，然积习难返，监督不力。刘七身处其中，耳濡目染，渐失本心，加之小人引诱，方一步错，步步错，终至万劫不复！”
他越说越激动，声音有些发颤：“陛下严惩刘七，臣无话可说。然则，刘七之过，岂独其一人之过？朝廷对功臣，是否仅有封赏与严惩，而无日常之教诲引导、约束监管？若风气不变，监督不严，今日杀一刘七，安知明日不会再有李七、王七？恳请陛下，在依法惩恶之余，亦需反思朝廷对待功臣之道，莫使有功之臣，寒心失措，乃至堕入深渊！”
这番话，将刘七的个人罪责部分归因于环境与朝廷监管缺失，虽有为刘七开脱之嫌，但也确实指出了当前功臣集团面临的普遍问题与朝廷管理的短板，引起了不少将领的共鸣，殿中响起一阵低低的附和声。
黄巢端坐御座，面色平静地听着，未置可否。
紧接着，一位出身关陇世家、在朝中颇有清誉的御史出列。此人素来对勋贵武将的跋扈奢靡多有批评，此刻更是言辞犀利：
“郑将军此言差矣！人之善恶，根于本心，岂能全赖外因？朝廷封赏，乃酬其功，非纵其恶！《定例》早颁，监督已立，刘七身为侯爵将军，岂能不知？其贪墨军粮，危害边防，乃是明知故犯，利欲熏心！若依郑将军所言，功臣犯错，皆因朝廷管教不严、风气所致，则国法威严何在？天下犯法者，岂不皆可寻此借口？”
他转向御座，慷慨陈词：“陛下！臣以为，刘七案恰恰证明，前段整肃奢靡、严明法纪之举，刻不容缓，且力度尚需加强！功臣者，于国有功，然功不授特权！正因其影响巨大，更应严加管束，以为天下表率！今依法严惩刘七，正是彰明法度、匡正风气之必须！岂可因区区‘寒心’之说，而动摇国本？臣请陛下，坚持原判，并借此案，进一步整饬功臣勋贵，清查田产账目，杜绝此类蠹害再现！”
这位御史的言论，代表了朝中务实革新派与部分清流文官的态度，主张趁势强化法治，压缩功臣特权。不少文官点头表示赞同。
这时，又一位功臣出身的将领忍不住了，他是刘七旧部，性情刚直，出列后声音洪亮，带着明显的不满：
“陛下！末将是个粗人，不懂那么多大道理！末将只知道，刘七有罪，该杀！但杀刘七一人便是，为何要抄没其家产，使其家眷窘迫？还要将其事明发天下，使其身败名裂？如此对待一个曾为陛下流过血的功臣，是否太过……太过凉薄？末将等跟随陛下，提着脑袋打天下，所求不过是个安稳富贵。如今眼见同袍落得如此下场，心中实在……实在不是滋味！长此以往，谁还肯为朝廷效死力？”
这话说得直白，甚至有些刺耳，却道出了部分武将最朴素也最真实的担忧：今日刘七的下场，会不会是明日自己的写照？这种安全感的缺失，对军队士气的潜在影响不容忽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