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七案的鲜血与随之而来的朝野震动，如同投入滚油中的冷水，虽然激起了剧烈反应，却也带来了短暂的“澄清”效应——表面上的浮沫与杂质被驱散，更深处的矛盾与积弊反而更加清晰地显露出来。黄巢敏锐地意识到，处置一个刘七，乃至修订《定例》、强化审计，都还只是针对具体贪腐行为的“治标”之举。若不能触及官僚体系运转的深层风气，扭转因循苟且、阳奉阴违、结党营私、空谈误国等前朝遗留的痼疾，那么任何新政与法令，都将在执行层面被无形消解、扭曲，最终徒留空文。
开平二年四月，谷雨刚过，万物生发。黄巢于宣政殿颁布了一道由他亲自主持拟定、政事堂诸相副署、措辞沉痛而恳切的长篇诏书——《开平二年整饬官风、励精图治诏》，史称“整风诏”。
诏书开篇，并未急于罗列新政成绩或强调法纪威严，而是以罕见的坦诚，剖析了当前朝野存在的诸多“风气之弊”：
“朕承天命，临御万方，开国建制，于兹二载。赖诸臣工将士用命，新政初行，边患稍遏。然静观朝野，深察吏治，犹有病在膏肓、风染沉疴者，朕甚忧之，故发此诏，与诸卿共警共勉。”
诏书痛陈“五风之害”：
一曰“因循疲沓之风”。 “或袭前朝旧弊，不思更化；或视新政为具文，敷衍塞责；公文往来，迁延积压；政务推诿，但求无过。此风不除，则朝廷良法美意，终成画饼，中兴之望，徒托空言。”
二曰“阳奉阴违之风”。 “明面恭顺，背地掣肘；口号震天，落实无声。于己有利则趋之若鹜，于己无利则推诿拖延，甚或暗设障碍，曲解政令。此风不除，则上下相蒙，政令不通，中央威权，日渐销蚀。”
三曰“结党营私之风”。 “或以乡谊为纽带，或以同年为朋党，或以旧部相勾连。党同伐异，排斥异己；互通声气，把持利益。公事私议，国法人情混淆；荐举黜陟，不以才德为准。此风不除，则朝廷公器，沦为私门，人才壅塞，正气难伸。”
四曰“空谈浮夸之风”。 “奏章连篇，尽属虚文；议事盈庭，罕有实策。好为大言，以博清誉；耻言实务，恐坠俗流。遇事则引经据典，论道则坐而论道，于国计民生之艰难，兵粮钱谷之细务，茫然不知，或避而不谈。此风不除，则庙堂之上，尽是清谈，实务之才，不得其位。”
五曰“奢靡贪冒之风（已行《定例》，兹不赘述，然其根未绝）。” “前颁《定例》，严申法纪，然奢靡之习，浸淫已久，贪冒之心，伺机而动。或变相享受，或隐晦贪渎，或与民争利，或蠹害公帑。此风不除，则吏治难清，民心难附，国本动摇。”
这“五风之害”的概括，精准犀利，直指晚唐以来官场积弊的核心，也点明了新朝推行新政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阻力来源。许多官员在殿下听诏，初时或有不以为然者，但越听越是心惊，尤其是那些被点中痛处者，无不冷汗涔涔，深感皇帝洞察之深、言辞之厉。
痛陈弊病之后，诏书并未停留于指责，而是明确提出了“整风”的宗旨与具体路径：
“朕非欲苛责群臣，实乃忧心国运。整风之要，首在‘破立结合’。破者，破此五风之积弊，荡涤官场污浊之气；立者，立‘务实、高效、清廉、忠诚’之新风。”
诏书宣布了一系列配套举措：
其一，大兴务实调研之风。 “自即日起，政事堂、六部九卿及地方督抚，须定期（每季）就所辖政务之疑难、新政推行之得失、民生疾苦之实情，深入下僚民间，实地查访，撰写详实条陈，直奏于朕。禁绝空泛奏报，鼓励直言利弊。凡言之有物、切中时弊、提出可行之策者，不拘品级，优先拔擢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