其二，改革议事决策之制。 “朝会议事，凡涉钱粮、军事、工程等实务，主事官员须携详细数据、方案与会，接受质询。空谈虚论、推诿责任者，记录在案，影响考绩。设立‘政事堂专项会议’，针对重大急务，由相关部院主官及实务干员参与，限期议决，提高效率。”
其三，严明考核与奖惩。 “吏部考功司改革考课办法，加重‘实绩’权重。凡在推行新政、改善民生、巩固边防、整顿财政等方面有显着实绩者，破格优叙。凡因循怠惰、阳奉阴违、贻误政事者，一经查实，立予降黜。都察院加强‘事中监察’，对重大政务执行过程进行跟踪督查。”
其四，拓宽言路，鼓励监督。 “除现有御史言官渠道外，于宫门外设‘铜匦’（密报箱），允许官民密奏贪腐不法、政策弊端及民间疾苦，由朕亲自指派亲信轮值开启。严厉打击对举报者之打击报复。”
其五，重申廉洁，树立典范。 “《定例》及审计之法，必须严格执行。朕将亲选数位清廉自守、勤勉务实的官员，无论出身高低，大加褒扬，树为典范，使其事迹传颂朝野。”
其六，强化中枢权威，严禁结党。 “明令禁止官员以任何名义（乡党、同年、旧部等）私下结盟，干预铨选、讼狱及政令执行。鼓励官员就事论事，公心为政。凡有结党营私、排斥异己之实据者，为首者严惩，附从者亦不轻恕。”
诏书最后，黄巢以饱含期望又略带警告的语气写道：“……此整风之诏，非为一时可效，实乃长久之基。朕愿与诸卿共勉，存‘冲天’之志，怀‘如病’之忧，脚踏实地，革故鼎新。使大齐官场，风气一清；使新政之利，泽被苍生；使中兴之业，光耀史册。若仍有冥顽不灵、甘堕旧习者，勿谓朕言之不预也！”
“整风诏”的颁布，如同在已经激荡的湖面上投下了一颗更大的石子。其影响远超刘七案本身：
· 在高层， 引发了关于“何为务实”、“如何平衡效率与制衡”、“如何界定‘结党’与正常政务协调”的深层思考与辩论。杜谦等深感振奋，认为找到了深化改革的抓手；一些较为开明的官员也意识到必须调整行事方式；而保守派和既得利益者则感到更大的压力，对其中“严禁结党”、“鼓励密奏”等条款尤为忌惮。
· 在中下层官员中， 反应各异。务实肯干的官员看到了脱颖而出的希望；惯于钻营、长于空谈者则感到了危机；更多人则是在观望，看朝廷此次“整风”是动真格，还是雷声大雨点小。
· 在地方， 李延这样的改革干吏如获至宝，立刻组织属吏学习，并结合本地实际，制定落实细则，将其作为推动新政、打破地方利益网络的尚方宝剑。而一些颟顸或保守的地方官，则可能对“深入调研”、“接受质询”等要求感到头痛，甚至消极应对。
· 在军中， 林风迅速将“整风”精神与军纪整顿相结合，强调“务实”即是要聚焦战备训练、后勤保障，反对虚报军功、敷衍训练；“高效”即是要令行禁止、反应迅速；“忠诚”则是对朝廷、对法纪的忠诚，而非对某个将领个人的效忠。
· 在科学院， 沈括敏锐地察觉到，“大兴务实调研之风”和“重实绩”的考核导向，对科学院极为有利。他立刻组织各院所学士，围绕“火剂”应用、农具改良、医药推广等具体项目，撰写详实的“实务策论”，准备上奏。
“整风诏”的出台，标志着大齐的治理重心，从针对具体案件和贪腐行为的惩处，转向了对整个官僚体系运行风气和文化的系统性改造。这是一场更为深刻、也更为艰难的灵魂革命。它试图打破千百年来的官场积习，重塑官员的行为逻辑与价值取向。其成功与否，不仅取决于皇帝的决心与智慧，更取决于能否在庞大的官僚机器内部培育出足够多的“新风气”承载者，以及能否有效应对旧势力以各种形式进行的反扑与消解。
长安的春天，在“整风诏”的肃穆气氛中，似乎少了几分柔媚，多了几分刚健与未知。一场看不见硝烟、却关乎王朝兴衰的气质改造运动，就此拉开帷幕。所有人都在猜测，这场“整风”，最终会将大齐带向何方，又会在过程中，激扬起怎样的尘埃与浪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