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、爵位与职权分离。 爵位不直接对应具体官职或兵权。受爵者可担任官职，但需依其才能与朝廷需要，按正常铨选程序，避免形成“爵以任官”的惯例。
五、建立“功臣谱牒”与动态管理。 由吏部、礼部共管，详细记录每家勋贵的功绩、封赏、承袭、奖惩情况，定期核查，确保制度落实。
杜谦的构想，融合了历朝教训与现实需要，试图在酬功与防弊、荣誉与实利、激励与约束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。它极大地削弱了爵位可能带来的政治与军事特权，将其主要功能导向社会荣誉与有限的家族利益保障，同时通过降等承袭和考核机制，为后世减少负担、保持精英阶层活力预留了空间。
然而，这套方案一旦公布，必然触动现有勋贵，尤其是那些期望“与国同休戚”、子孙永享富贵的功臣们的敏感神经。
林风沉吟道：“降等承袭……恐一些老兄弟难以接受。出生入死挣来的爵位，传到儿孙手里却要递减，情感上……”
陈廷敬道：“情感之外，更是实利。若不再有世袭食邑，仅靠一次性赏赐和有限权益，一些家族可能会迅速坐吃山空，或转向其他途径牟利，甚至可能因此产生怨望。”
吏部尚书也道：“袭爵考核，标准如何定？由谁主持？若过于严苛，或执行不公，易生争执，反失陛下安抚功臣之本意。”
礼部尚书则关注仪制细节：“爵位降等，相应的冠服、仪仗、宅制亦需随之调整，此中章程极为繁琐，需细细拟定。”
杜谦深知其中阻力，但他更清楚皇帝推进此事的决心。“诸公所虑皆有道理。然则，不谋万世者，不足谋一时。前唐藩镇之祸，殷鉴不远。陛下欲开万世太平，非有长远制度不可。我等所拟，非为刻薄功臣，恰是为保全功臣后世，免其因权生骄、因骄致祸，亦是确保朝廷财力能长久支撑，新政能持续推进。”
他顿了顿，道：“具体条款，可再斟酌。例如，降等幅度、考核内容、特殊贡献的认定标准等，可适当宽松或设立过渡期。但‘爵禄不得世袭罔替’、‘承袭需有条件’、‘爵职分离’这几条根本原则，恐难动摇。此亦为陛下默示之意。”
众人默然。他们明白，杜谦所言非虚。皇帝要建立的，是一个更有韧性、更可持续的统治结构。封爵制度的改革，是其中关键一环。
接下来的数日，“爵制厘定专班”陷入了艰苦的细节打磨与激烈辩论中。每一条款，每一个等级，每一项权益，都牵动着巨大的利益神经。林风需为军方争取更宽松的降等条件和更有利的“军功保爵”条款；陈廷敬则坚守财政底线，反对任何可能导致长期负担的承诺；吏部、礼部则在繁琐的仪制与文书流程中力求严谨无漏洞。
杜谦则如同一个老练的舵手，在各方诉求与皇帝的根本意图之间艰难地寻找着航路。他知道，最终形成的《勋爵封授承袭条例》草案，必将是一个多方妥协、但仍能体现革新精神的产物。它不会让所有人满意，但必须能够为大多数人所接受，并能够真正运行起来。
当这份凝聚了无数心血与博弈的草案初稿，最终呈送到黄巢案前时，已是六月下旬。长安的暑气正盛，而一场关乎大齐未来权力结构与利益分配模式的“封爵”制度变革，也即将从这密室的案头，走向更为广阔也更为复杂的朝堂与天下。盛宴的欢歌已然远去，接下来，将是更为冷静、也更为深刻的制度奠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