六、配套措施。 建立完善的军籍管理与退役安置体系。设立“兵役司”隶属枢密院（或兵部），专司征兵、训练、退役事宜。与地方州县紧密配合，确保选拔公平，防止豪强舞弊。退役士兵可作为地方治安（捕快、团练）或基层吏员的优先人选，给予出路。
黄巢的构想，显然超越了当时的历史局限，融合了后世义务兵役制的核心理念，又结合了现实条件。它试图在财政可承受、社会能接受的范围内，建立一种兵役义务普遍化、训练标准化、服役短期化、人员流动化的新型兵役制度，从根本上解决军队的忠诚度、战斗力与可持续性问题。
御书房内一片寂静，众人都在消化这前所未有的设想。好处显而易见：能稳定获得较高质量兵源，强化国家认同，控制军费，削弱将领私兵基础。但困难也同样巨大。
杜谦率先提出疑虑：“陛下，此制立意高远。然则，强迫适龄男子离家服役数年，虽给予钱粮，恐民间仍有抵触，尤其农忙时节，或影响生产。‘三丁抽一’之例，若严格执行，地方豪强必设法使自家子弟规避，负担转嫁贫民，易生不公，激起民怨。”
户部尚书更关心财政：“即便军饷低于募兵，然每年数万新兵之衣食、训练耗费、退役赏赐，加上维持训练大营之开支，合计恐亦是一笔巨款。且旧军裁汰安置，亦需钱粮。国库目前……”
林风则从军事角度考虑：“集中训练后再分配，确能打破地域隔阂。然半年至一年训练，仅得基础，分配到各军后，仍需时间熟悉具体战法、环境，方能形成战斗力。此过渡期内，部队整体战力可能 teporarily 下降。且如何确保训练大营的教习质量？教材、教官皆需统一，此事极难。”
黄巢耐心听完所有质疑，点了点头：“诸卿所虑，皆在情理。此非一蹴而就之事，乃长久之策。可先行试点，逐步推广。”
他做出决断：
1. 试点先行： 暂不在全国推行。首批选择关中京畿地区（控制力强）、河东部分地区（临近北疆，兵源有传统）及江淮个别新政推行较好的州县作为试点。今秋开始首次征选，规模控制在五千人以内。
2. 设立机构： 即刻于枢密院下成立“兵役司”（暂由林风兼管），负责制定《征兵制试行条例》、选拔标准、训练大纲、饷章细则等。同时在长安、太原、扬州三地，筹建首批“新兵训练大营”，营官、教习从军校优秀毕业生、忠诚老卒及讲武堂教官中选拔。
3. 财政保障： 户部单独划拨一笔“兵役革新专项经费”，并允许地方州县以“免役钱”形式（富户可缴纳一定钱财免除子弟本次抽选，但有名额限制，且所缴钱财用于补贴贫苦应征家庭或训练开支）进行适度变通，缓解初期矛盾。旧军裁汰则与“澄心堂之约”的安置政策结合，分批缓慢进行。
4. 宣传与安抚： 由政事堂牵头，通过邸报、地方官宣讲等方式，宣扬“保卫大齐，人人有责”、“服役光荣”的理念，并明确优待政策。严令地方官，选拔务必公正，严禁豪强舞弊，锦衣卫与都察院加强监督。
“此事关乎国本，必须稳妥，但方向既定，便需坚定推行。”黄巢最后定调，“林卿，枢密院总揽其责。杜卿，政事堂协调各部、地方予以支持。今秋试点，务必成功，为后续推广积累经验。”
圣意已决，众人再无异议，领命而去。
随后的几个月，枢密院在应对日常军务和东西线潜在威胁的同时，又增添了一项极其繁重的任务——筹建“兵役司”和训练大营。林风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。他从军校、讲武堂抽调精干人员，参考黄巢提出的原则和后世的一些模糊记忆（他隐约觉得陛下此策似有深意，仿佛来自更遥远的智慧），结合当前实际，艰难地起草着各项章程。
《征兵制试行条例》的制定过程充满了争论。关于服役年限（三年还是两年）、抽选比例、免役钱数额、军饷标准、训练内容、退役待遇……每一条都涉及巨大的利益调整和理念冲突。旧派官员认为标准太高，朝廷负担不起；新派则认为标准还不够，难以吸引优质兵员。林风不得不在其中反复权衡、妥协。
与此同时，在长安南郊，一片新的营地开始动工修建，这便是未来的“长安新兵训练大营”。营地的规划便体现了新思路：整齐划一的营房、宽阔的训练场、专门的讲堂、甚至规划了简单的文化娱乐设施。营官是周禹推荐的一位同期军校毕业、以严格着称的同学，教习则从北疆伤退的老兵、禁军中选拔的标兵以及军校教官中调配。训练大纲由林风亲自审定，强调纪律、体能、基础阵型、兵器操练以及不可或缺的“忠义课”。
开平三年九月，秋高气爽。关中试点州县的征选工作，在地方官、新任“兵役司”官员以及锦衣卫、都察院人员的监督下，正式开始。乡间敲响了锣鼓，贴出了告示。反应如同预料般复杂。有的贫苦之家觉得儿子能去吃皇粮、拿饷钱，是条出路；有的中等之家则忧心忡忡，担心影响农活家计；豪富之家则开始打听“免役钱”的数额和操作空间。地方胥吏趁机索贿、豪强设法隐匿丁口的情况在个别地方确有发生，但在朝廷严令和监督下，大多被及时纠正或惩处。
最终，关中地区首次征选出了约两千名适龄青年。他们怀着忐忑、好奇、乃至几分被迫的无奈，在父母妻儿的泪眼注视下，被集中送往长安南郊那座刚刚建成的、尚弥漫着新鲜木料和泥土气息的训练大营。
当第一批穿着崭新但粗糙的土黄色军服、剃短了头发、脸上还带着稚气或乡土气的年轻面孔，在教官粗犷的口令声中，开始学习站队列、走正步、背诵《军人守则》时，一种前所未有的、属于“大齐征兵制”时代的气息，开始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悄然弥漫。
它还很微弱，很稚嫩，充满了未知与不确定性。财政的压力、训练的困难、旧体系的抵触、民间的适应，都是巨大的挑战。但它的出现本身，便意味着黄巢和他的新朝，在“军队国家化”这条艰难的道路上，又迈出了颠覆性的一步。这一步，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兵源，更是为了重塑军队的灵魂，将这个暴力机器，从私人权贵的爪牙，逐步改造为真正属于国家、服务于新政权的工具。开平三年的秋天，见证的不仅是大地的丰收，更是一项可能决定帝国未来百年命运的军事制度的艰难萌芽。南郊大营中那些略显凌乱却异常响亮的操练口号声，正穿透秋日的薄雾，传向远方，仿佛在宣告一个新时代的序曲。